民国时候的阜成门一带很热闹，往来买卖出城进城的人总是川流不息，而我的父亲又善于营生，沈家茶馆也是越做越大。没过多少年，曾经的“沈家茶馆”就变成了“沈家茶楼”，这里不仅卖茶，而且每逢当月的“四” “九”日，还会有戏班来此唱戏，当真是热闹的不行。
我生性厌学，私塾没上半年就被先生赶了出来。后来，我又去了一所小学，因为学习态度不端，差不多每天罚站，但父亲坚持不让我退学，我也只好坚持着在学校的小院里孤独的过完了我的童年。那个时候，我的屁股差不多都被打出了“茧子”。
后来，父亲见我实在学不成器，就让我去他的茶楼帮忙了，因为排行老三，我也就蒙荫有了一个“小三爷儿”的称呼。毕竟我的父亲是“沈老板”，所以到了店里，那些管事的和伙计们在给我派活的时候也都掂量着给，既不能太重，也不能太难，他们就像伺候那些客人似的伺候着我这个“小伙计。”
我对于端茶倒水并没有多少喜好，毕竟，但凡一个“公子”，谁又舍得猫下腰去看人脸色呢？也正是因为我的“狗脾气”，有一次，我竟把一壶的茶水倒到一位先是嫌茶浓后是嫌茶淡的顾客身上。“沈老板”为此大为光火，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把我追到了阜成门外檀家道胡同的尽头。那一年，我十七岁，正是民国一十六年。
虽然我这个人有些好逸恶劳，但对于京剧却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待在自家茶楼打杂役的一个原因。那时，常来我家茶楼唱戏的是京城里非常有名的“五福班”。五福班有自己的科班，能进那里学戏是圈里的一种光荣。我也想去，但那个戏班的老板不敢收留，他说“小三爷儿是正经的人家，做不得这种下九流的事。”后来，我死乞白赖的纠缠，这才勉强做了一个“科外”的学生。而所谓的“科外”就是科班之外，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负责教戏的王玉卿先生说我这也是多少年来的头一遭。
虽然只是隔三差五的才去科班学戏，但我学起来却很认真，后来王先生“赏”了我一个艺名——连城。我喜欢沈连城这个名字，听起来大气。
除了唱戏，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逛堂子（以前叫做打茶围）。虽然在庚子事变后去逛相公堂子的人渐渐稀少了，但在廊房四条那里还是留下来几个颇为有名的馆子，而我也是在一次被朋友带着去找花楼的时候无意间撞进去的。和花楼里那些卖笑卖身的女人不同，堂子里的人都是男的，他们多是一些名伶的徒弟，有了这种底子，他们不仅可以陪你喝酒、打牌和睡觉，还能带腔带调的陪你唱几句。人们喜欢把这里的人叫做“像姑”，俗称就是男女支，而这里的营生被称作是“男人”之间的游戏。
去过一次之后，我就喜欢上了这里。又没过多久，我已经成了堂子里的一位“老斗。”
在这些堂名中人里，我最喜欢的是“一品红”。一品红眉清目秀，绛点朱唇，走起路来如轻风拂柳，婀娜多姿，凡人看过两眼就会被迷的神魂颠倒。所以在那时流行于堂子间的“菊榜”中，一品红位列三甲，那些流连于堂子里的人对他也是趋之若鹜。
一品红的本名是陈策，曾在“时代伶人”吴彩莲的科班里学艺数年，满科结业之后，一个人出来闯荡江湖，白天风花雪月于堂子之中，晚上则要去戏楼搭班唱戏。这些也正好契合了我的胃口。所以，一有时间，我就溜出茶馆，跑来堂子。在一品红的房间里，我们可以唱戏，可以喝酒，可以睡觉，他的妩媚和风流常常让我流连忘返。
和那些逛堂子的人一样，我们并不是有多么喜欢男人，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玩玩”。既去花楼玩女人，又来堂子玩男人，有时偶尔良心发现似的想一想，自己是真的被那几个旗人的朋友带坏了。
第 2 章
有一天，我在茶楼里又怠慢了一位客人，那位家伙就去找父亲发牢骚。父亲陪着一脸笑送走客人后，提着一根木棍子就来找我算账。我见势不好，慌忙跑出了茶楼。
我一脸沮丧的在街头游荡，走着走着，就顺脚来到了一品红的堂子前。
一个叫做“青莲”的童子立刻把我拦住说：“小三爷儿，您今天要相会哪位姑娘？”
我摸了摸他的小辫子说：“我找谁，你会不知道吗？”
“小三爷儿，一品红今儿个病了，不方便见人，您还是回吧。”
我本来就在气头上，听了这话更是来了更多的怒气，“什么病啊，还不让我见？”
“惊风之症，早晨才请过的郎中，姑娘现在浑身无力，他就告诉我说今天谁人都不见了。”
“我又不是谁人，我是他的亲人，我现在就要去见他。”我说完就朝着垂花门走了过去。
那个童子见了慌忙又伸出双手拦住我，“小三爷儿，您今天是真的不能去的。”
“少来这套，他要真生病了，我就留下来给他盛汤端药，沏茶倒水，还用得着你这个小东西操心？”我说完，大手一挥把那个小家伙推了一个四仰八叉。
我生气的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青莲，走向垂花门。
当我来到一品红卧室的门口时，听见屋里传来隐隐的狎媟之声，我立刻恍然了。我有些犹豫的站在那里，不知是进是退。
我不知道一品红为什么要骗我，因为他说过只会服侍我一个人的。是我不够阔绰，还是我不够喜欢他？我思前想后不知所以，思绪也随着变成一团乱麻。
“小三爷儿，您留步啊。”青莲这时候追了过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