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商君秋没有回来。
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来。
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他了。那天，我去亦舞台找到了他。起初他并不愿意见我。我说我只有两句话要跟他说。
商君秋跟着我走出了后台，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给了他说：“既然你不能原谅我，我想我还是回北京去吧。”
“是该回去了，你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意义。”他接过钥匙，好像是看都懒得看我。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明天再走，我想今天晚上你能够回家一趟。”
“你在，我就不会回。”
“好吧，那就这样。我今天走，你可以回去了。”
回到淮海路后，我在一家花店买了一盆正开得灿烂的六月雪，绿绿的叶子，稚嫩的白花，交叉错落间显示着一种朴素的美，我喜欢这样的风格，我知道他也会喜欢。我把花盆小心地放到寓所的门口，然后去门房去取行李。
走的路程和来的时候一样孤单，只是这时，我已经没有了期盼。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母亲因为挂念我而生病了，父亲拿着手柄粗木棍把我打得一个月下不了炕。我哭了，不是为了肉体上的这点折磨，而只是依然放心不下孤单在上海的商君秋。
后来，我恢复的差不多了，父亲问我还要不要去茶楼帮忙，我说不想去了，我想找一家装裱店去裱画。虽然我知道自家的茶楼依然是我的天地，但我却只想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父亲没有再反对，我就这样继续着我的裱画生涯。
莫秋雯找过我两次，她像我当初问她那样问我怎么回来了。我简单的把事实说了一遍。她问我：“那你还回去吗？”
“如果还有回去的余地，我就不会回来了。”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的？”
“没打算，听我爸的。”
有一种感觉叫生无所恋，既然没有什么好依恋的，那么就怎么过都没所谓了。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除了一些回忆，我对这个世界都再也没有什么奢求。可是回忆也是苦涩的，我想慢慢地忘却。
母亲说我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又夸我变的乖了。我说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其实，我真的不想长大。如果有人把我带去上海，或是去上海之前的北京，我一定还是欣然前往。但是，回不去了。我无奈的接受这种苦闷的生活，于是，生活变得愈加苦闷了。
没过多久，爷爷生病去世了，而我的母亲的病又还未痊愈，家中为了冲冲喜，就又把我的婚事提上了日程。父亲问我怎么办，我说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听他的。
那时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失知道了莫秋雯是个失了身的小姐，竟然对莫家有了些嫌弃，于是又带着我去找别人家的姑娘相亲。可是见到的那两个姑娘，别说是我，连我的父亲都看着不满意。我的婚事就这样又耽搁了下来。
有一次，莫秋雯和我在一起喝茶，我说：“你喜欢我吗？”
她说：“我喜欢你勾的脸谱。”
“那我呢？”
“看扮相还行，可是你喜欢的是男人啊。”
“我不喜欢男人了，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你要是还愿意的话，就还跟我，这次我不跑。”
莫秋雯听了笑了起来，“我跑一次，你跑一次，现在又跑到了一起，真是有趣。”
“是啊，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过去的话，就嫁给我吧。”我想了想，又补充一句说：“我估计这北平城里也没几个人愿意要你了。”
“我可以自己过，我说过我不想结婚了。”
“我也不想结婚，可是父亲逼着我去那么做。咱们还算合适，想过还能过，不想过也能过。你跟我将就一生，也不算太委屈。”
“你说得这些都经过考虑了吗？”
“要是说实话的话，没有。我不想再去相亲了。”
“可是商君秋呢？”
“忘了他吧，你也忘了他吧。”
第 19 章
一个月后，我和莫秋雯在沈家茶楼里举行了婚礼。拜堂的时候，看着那个拜了又拜的天地牌，我忽然想流泪。
父亲为此摆了两百来桌的酒席，我不知道这两家子从哪里网罗来了那么多亲戚朋友，但那天的境况就是一个字——闹。既热闹，又闹心。
席间，教戏的王先生问我商君秋怎么样了，我说他在上海风生水起，已经做到台柱子的师父了。先生又问我为什么不喊他回来一趟，我说信寄过去了，他不来总是有他的借口。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寄信，我的任何消息对他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婚后，我和莫秋雯的感情不冷不淡，他知道我的心里装着另外一个男人，我也知道她嫁给我也并不是因为爱我。我们之所以选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这么一个避风的港湾来安慰受伤的心灵。我们假装的依偎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取暖，更像是在做给别人看。
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淡，她要是提出什么要求，我会尽量满足，我要是有什么任性，她也会迁就。结婚两年，我们竟然没有打过一次架，父辈们都说我们的和睦堪称年轻人的典范。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看似平静的婚姻中隐藏着的是两颗破碎的心。
一九三四年，也就是那时的民国二十三年，莫秋雯为我生了一个儿子，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沈放。放儿的到来多少缓和了我和莫秋雯之间的一些关系，我会更多的出现在她的跟前，我会更多的帮她照顾孩子，我也学会了很多男人该做的事。这样，我们的家庭看上去似乎是更“和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