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钻到棉花地里，横枝逸出的棉棵子已经把垄沟jiāo叉住，只要一走动，露水便纷纷落下，几分钟后，全身上下便湿透了。即便是夏天的清晨气温也低得令人发冷，何况遍身被凉露浸湿。喷到棉棵上的药水很快又落到我们身上。所以与其说是喷药杀虫，不如说喷药杀我们自己更准确，幸好我们都有了抗毒性。有一次我头上生了虱子，方碧玉想了个高招，用喷雾器喷了我一头剧毒农药，虱子消灭得gāngān净净，我安然无恙。我们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往体内吸收剧毒农药。我猜想我的血液里至今还掺着些剧毒农药，几十年来，我身上再也没生过寄生虫，蚊虫也从不咬我，大概就沾了血里有毒药的光吧。所以当社会号召公民献血时，我从来不敢报名，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觉悟不高呢。
打完一筒药，我们又汇集到田头井边，让技术员为我们灌药水。这时好光景便展览在我的眼前。这时候往往也是阳光驱散浓雾的时候。灿烂阳光普照大地，未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地白露珠点点如珍珠在叶片上镶着，像处女般圣洁和纯净。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地，叶子翻背，颜色深绿，形成鲜明的界限，就像处女与少妇有着鲜明的区别类似。这比喻既不妥又很流氓，这是跟我们一起喷药的一位青岛下乡知青说过的。
更好的风景自然不是在棉花地里，更好的风景在姑娘们身上，尤其是在方碧玉身上。前边我说过，她只穿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用染黑了的日本尿素化肥袋子缝成的裤子。上述服装被露水打湿后，紧紧地贴在皮肉上。她已跟赤身luǒ体差不多。通过看这种情景下的方碧玉，我才基本了解到，女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景应该写：“日本尿素”几个黑体大字，是尼龙袋上原本有的，小日本科技发达，印染水平高，我们乡下土染坊的颜色压不住那些字，现在，那几个黑体大字，清晰地贴在方碧玉屁股上；左瓣是“日本”，右瓣是“尿素”。于是方碧玉便有了第三个诨名:“日本尿素”。
后来她知道了这风景，便再也不穿那条裤子，但诨名却叫了很长一阵子。一般的玩笑难让方碧玉发火。可这家伙一旦发了脾气，真是雷霆闪电，bào风骤雨，骂起人来嘴像机关枪一样。
有一年棉铃虫猖獗，把几乎所有的棉桃儿都咬了。棉桃遭咬，很快就脱落，而落了桃的棉花等于白种。队长着急，动员全队，老婆孩子齐上阵，提着大瓶子捉虫。二百条虫一个工分。眼尖手快的一上午能抓两千多只。队长一看开出工分太多，就改了价码。由两百条虫一工分改成五百条虫一工分。那些肉虫子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一下工大家就在路上数虫子。队长看不过来，由点数改为称斤两。二两虫子一分。怕虫子爬回地里去，也怕私心重的人捣鬼，队长让大家把虫子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保管员过秤。有人把过了秤的虫子提回家喂jī，jī吃了几只后，就抻着脖子呕吐，连jī都消受不了的虫子，其恶可知。
跟我们一起抓虫子的有一位王大娘，面目慈祥。她早年信过基督教，抓一条虫子念一声阿弥陀佛，基督教徒口宣佛号，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活证据。她说，这是些神虫，抓不尽的，到庙里做点法事吧。有青年人斥她为老迷信，她说，不怕你们年小的嘴硬，有你们求神找不到庙门的时候。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种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轮回，旱一阵涝一阵。60年代涝雨成灾，房顶上挂浮柴。70年代来了旱魃，地gān得像窑，种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活啊。犁开沟，挑着担子担水，往豁开的垄沟里浇。一桶水倾倒，啦一声就没有了。旱得冒青烟了。挑一天水，肩膀肿得像馒头，遭老了罪了。赤着脚，冷、硌、扎，也得赤着，省鞋。方碧玉戴着一副帆布垫肩，墨绿色的，荷叶状，显得脖子更长，如同一支莲蓬，从荷叶间高挑出来。因为她习练过武功，气力非凡，所以，她的劳动富有表演意味。这家伙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扁担颤颤悠悠，水桶悠然晃动，宛若小鹰展翅，也可能我太迷恋这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恋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杏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要母爱又需要性爱，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还忘了说啦，给努芽的棉籽拌“3911”时节，多半刮东南风，cháo湿、轻柔的东南风把极其难闻的毒药味儿chuī到家家户户，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宁，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兴奋，在漆黑的夜里，在毒药的熏陶下，我感到心里不宁，惴惴不安，幸福加上点恐怖。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开始往脸上抹一点“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发现了就和我吵架，骂我：不害羞！小厮也学着làng。大姐骂我时我父亲就用深恶痛绝的目光剜我。吃罢晚饭我蹿出家门，像条小公狗一样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满口的革命样板戏，因为处在变声期，嗓子沙哑，不利索，高音总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阵便在方碧玉家门前徘徊。她家门前是一块空场，有一些草垛，棉花柴、玉米秸什么的。一条公狗在草垛边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我当时穿得很单薄，站半夜竟不觉得冷，冷也不撤退，总幻想着奇迹出现：心有灵犀的方碧玉脸上擦着香喷喷甜丝丝的“葵花”牌香脂，上身穿着水红紧身衣、酱红针织衫、红毛衣、灰咔叽布褂子，下身穿着红花布裤衩、酱红绒裤、蓝布裤子，脚上穿着花格尼龙袜子，塑料底紧口布鞋，袅袅婷婷地、转弯抹角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从没如过我的愿。其实这家伙一定能够感觉到我对她的爱慕，只是不愿搭理我就是了。
还要给棉花剪疯枝，掐顶心，喷矮壮素，喷催熟剂。过了中秋节，头茬棉花就要开放了。
摘棉花也不是轻松活儿。采茶姑娘们绝对没有电影《刘三姐》里那么làng漫。腰疼着呢！
关于摘棉花，故事很多。不过也真有首“摘棉歌”，作者不知何人。曲调我无法表现，歌词是这样：
八月里来八月八
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
眼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
我是半拉子劳力，队长分派我跟女人们一起去摘棉花。当时感觉很窝囊，现在想来很làng漫。摘棉花论斤数记工分，所以大家死命地摘。
方碧玉自然也是摘棉花的快手。
因为有了方碧玉，什么腰痛、手痛，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摘棉花的季节跟煮熟的红薯、腌红萝卜条、大葱、豆瓣酱有联系。为了抢摘，我们的午饭都在地里吃。
棉花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老太太们择去沾在花絮上的草，摊在秫秸箔上晾晒，然后装包，由男劳力们装上大车小车，送到棉花加工厂里卖掉，而这时，棉花加工厂里的好戏就开始了。
1973年，我和方碧玉一起，到离我们家二十里的棉花加工厂里去gān季节性合同工。这是个美差。我能去棉厂是因为我叔叔在那厂里gān会计。方碧玉能去棉厂，是因为她已成为我们大队支部书记国家良那个疤眼儿子国忠良的未婚妻。
那年我17岁，方碧玉22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和方碧玉订了婚。在我们那儿，定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的准确年龄，估计将近30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似的我们村的太子。他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离村已有5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睛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瘌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椹。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
“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
“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公jī学母jī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bī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
“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座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jī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jī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犹如铜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铜钟。我忘了爹的嘱托，忸忸怩怩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土地改革时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1947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汗，支书继续说，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连连点头。知道就好，你给我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粘糊糊，十个jī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