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以为一进家门就会发现上官领弟和上官吕氏的尸首，但眼前的情景与我们想像的大相径庭。院子里热闹非凡，有两个剃着崭新光头的男人，坐在正房的墙根，低着头，认真地缝补衣服。他们穿针引线的动作十分娴熟。还有两个人，紧挨着缝补衣服的人坐着，同样是闪着亮光的崭新的头，同样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他们俩在擦拭两杆乌黑的大枪。还有两个人，在梧桐树下，一个站着，手持一柄闪闪发光的刺刀，另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脖子上围着一块白布，湿漉漉的头上，噼噼叭叭爆裂着肥皂的泡沫。站着的人屈起腿，把手中的刺刀在裤子上反复擦了几下，然后，一手捏住满是肥皂泡的头，一手举起刺刀，比量着，仿佛在寻找下刀的位置。他把刺刀按在那爆裂着肥皂泡沫的头颅正中，撅起屁股，手臂往下滑动，一刀到底，便将一大片湿漉漉的头发刮下来，闪出一块青白的头皮。
还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囤过花生的地方，双手攥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劈开双腿，面对着一个老榆树盘根。他的身后，是一大堆劈好的木柴。他高高地举起斧头，让闪光的利器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然后猛地劈下去。斧头下落时他嘴里嗨了一声，斧刃深深地楔进树根里。他用一只脚踩着树根，双手摇撼斧柄，艰难地把斧刃拔出来。他退后两步，摆好姿势，往手里啐几口唾沫，又一次高举起斧头，榆木根盘响亮地裂开，一块劈柴像pào弹皮子一样飞出来，击中了上官盼弟的胸脯。五姐尖叫了一声。缝补衣服和擦枪的人抬起头来。剃头的人和劈柴的人扭过头来。被剃头的人倔qiáng地抬起头来，但随即又被剃头的人用手按下去。“别动。”他说。劈柴的人说：“是讨饭的来了，老张头，老张头，讨饭的来了。”一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灰帽子、满脸皱纹的人弓着腰从我家堂屋里跑出来。他高高地挽着袖子，胳膊上沾着面粉，和善地说：“大嫂，另跑个门吧，我们当兵的吃定量，省不出饭来打发你们。”
母亲冷冷地说：“这是我的家！”
院子里的人顿时愣住。那个顶着一脑袋肥皂沫子的人猛地跳起来，抬起衣袖，擦gān净被脏水污染了的脸，对着我们哇哇怪叫。他是孙家的大哑巴。
哑巴跑到我们面前，嘴里哇啦，双手比划，表达了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意思。
我们困惑地望着他那张线条粗糙的脸，心里萌生着许多毛茸茸的念头。哑巴眨动着土huáng色的眼珠子，肥大的下颚连连抖动。他转身跑到东厢房里，拿出了豁边的青瓷大碗和那幅鸟画，对着我们炫耀。剃头的人提着刺刀走上前来，拍拍哑巴的肩膀，问：“孙不言，你认识她们？”
哑巴放下碗，捡起一块劈柴，蹲在地上，写出一行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大字：“她是我的丈母娘。”
“原来是大婶子回来啦，”剃头人热情地说，“我们是铁路爆炸大队一排五班，我是班长，姓王，我们大队来这里休整，占用大婶的房屋，十分抱歉。您的女婿，我们政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孙不言，他是个好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婶子，我们立刻搬出正房，老吕小杜赵大牛孙不言秦小七，大家赶快搬东西，给大婶子腾出炕来。”
兵们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正屋里去。他们背着叠得方方正正、捆得结结实实的被子，打着绑腿，脚蹬千层底布鞋，胳膊弯上挎着大枪，脖子上挂着铁地雷，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班长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进屋吧。大家都在这里等着，我去向政委请示。”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连那现在叫孙不言的大哑巴也站得挺拔，好像一棵松。
班长提着枪跑走。我们进入正屋。锅上加了两扇用苇席和竹片制成的笼屉，灶膛里燃烧着劈柴，火势凶猛，水在锅里响，蒸气从笼屉缝里蹿出。我们嗅到了馒头的香气。那个老伙夫，抱歉地对母亲点点头。他很慈祥。他往灶膛里塞劈柴。“原谅我未经同意改造了你们家的锅灶，”他指了指通往灶膛下边的一条深沟，说，“十几个风箱也不如这条沟。”火苗子轰轰响，使人担心锅底被熔化。面色红润的上官领弟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笼屉的缝隙里蹿出来的蒸气。那些蒸汽飘飘袅袅，瞬息千变，果然越看越好看。
“领弟！”母亲试探着叫了一声。
“姐姐，三姐。”五姐六姐叫。
上官领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们一眼，好像与我们素不相识，也好像我们与她根本没有分离开过。
母亲带着我们看了看收拾得很清慡的房间，感到坐立不安，处处拘谨，只好重新回到院子里。
哑巴在行列中对着我们扮鬼脸。司马家的小东西大着胆子去摸他们绑得结结实实的腿。
班长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进来。他说：“大婶子，这是我们蒋政委。”
蒋政委白净面皮，嘴上无须，中等个头，腰里束一根宽皮带，胸前衣兜里别着一杆金笔。他客气地对我们点点头，又从腰后的牛皮挎包里摸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他说：“小朋友们，请吃糖。”他将手中的糖平均分配给我们，连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也得到两块，由母亲代领。我第一次尝到了糖的滋味。政委说：“大婶，希望您能同意这个班借住您家的东西两厢。”
母亲麻木地点点头。
政委捋起衣袖，看看手表，大声问：“老张，馒头蒸好了吧？”
老张跑出来，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