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曾经想过，也许加贺教授根本就没有去东京，那个电话是加贺辰己冒充自己父亲打的，但是这样一来，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也就是加贺夫人——就必然成为共犯。不管声线有多相似，丈夫和儿子讲话的声音，不可能区分不出吧。
如果加贺夫人是共犯的话，那就相当奇妙了。因为加贺一家与外界几乎是孤立的，如果妻子和儿子共谋要除掉男主人，那完全不需要大费周章，跑到东京去打一个电话。反正这个家只有三个人，只要其中两个咬定同样的说法，根本没有人能推翻。
在这一点上我碰壁了。加贺夫人不可能是共犯，但我仍然认为加贺辰己犯案的可能性非常高。他很有可能尾随父亲去了东京，在那里让他父亲消失，接着偷偷溜回钏路，等着母亲打电话叫他回家。
但是动机呢？御手洗曾经说，这个案子一定是心理层面的，动机恐怕不会是金钱之类具体的东西。关于这个动机，我想它已经出现了，就在今天下午，我们在加贺教授办公桌上找到的那张照片里。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是天空中的飞鸟，但是整个画面被纵横的树枝挡住，看起来那鸟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而照片的背面也确实用英文写了Caged这个单词。我仅仅认识cage这个字，没见过它用作动词，不过它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御手洗对这张照片也相当感兴趣，反复看了很久。
“这张照片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我试着问他。
“它不是叫做‘囚’吗？”御手洗指着背面的题字，“当然是表达囚禁这种状态了。鸟在天空中无疑是自由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它却无时无刻不在牢笼中。”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呢？”
其实我不需要御手洗回答这个问题，加贺辰己带着摄影器材在钏路的森林中跋涉的形象，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
加贺辰己，是一个住在笼子里的人吧。
这个笼子，是他有着天才音乐家之称的父亲，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他更强的父亲。
我记得花栗鼠与小男孩的童话里，小男孩说，如果他不按照规矩来种菜，那么爸爸就会打他。爸爸也许真的打了他，还打了很多次。我想象中的加贺教授是一个高大，枯瘦而寡言的人，像一座岩石的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跨越。
我能够理解他。我能够理解与一个天才朝夕相对的感觉，因为永远都做不到最好，永远都觉得不安，反而丧失了努力的心情。他有多爱自己的父亲，就一定有多恨他，因为这爱与恨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兴共荣；因为这爱是安泰俄斯脚下的土地，恨是他从中得到的力量 ；因为这爱与恨，本来就是一回事啊。
加贺辰己。我心中再次出现了那个青年的形象，他像一株温室植物一样细弱苍白，为一点阳光而疯长着，憎恨着为他提供恒温，却无声无息禁锢着他的塑料薄膜。有一天，他在叶片上长出了尖刺，向着头顶的太阳奋力一击。
我为自己不着边际的想象而微微有些脸红，犹豫着是否应该问问御手洗的看法。此刻御手洗默不作声地把照片放回到相框里，但他的眼神仍然停留在那只鸟身上，脸色比早晨在车库里的时候还要差。我忍不住轻轻叫了他一声，但他的回答很模糊。
“……早一点就好了。”
“你说什么？”
御手洗摇了摇头。
我们从加贺教授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御手洗随便推开了旁边一扇门，这里好像是弦乐组的排练室，乐谱架子零散地放着，还有好几把琴没有收起来，看来今天其实是有人在这里练习过的。
御手洗摸了摸皮制的小提琴盒，打开它，看了一眼光可鉴人的枫木琴身，又把盖子盖上了。我想起加贺辰己似乎从小就被父亲逼着学小提琴，这也是牢笼的一部分吗？
此时御手洗随便地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示意我也坐下休息。走了一整天确实有些累了，但我觉得这一天的奔波很有价值。御手洗的面前正好摆着一个乐谱架子，于是他随手翻了翻上面的谱子，然后耸了耸肩。
“他们在排练适合耶诞节的曲目，没什么意思。”
“是圣洁之夜（Holy Night）之类的东西吗？”
“嗯。”御手洗推开了乐谱架，却顺手拿过靠在旁边椅子上的琴，拨动了几下琴弦，正是圣洁之夜的曲调。
“你会拉大提琴的吗？”我记得御手洗的小提琴拉得非常一般。推荐本书
御手洗没有回答，但是左手扶正了琴身，右手挥起了弓，试着拉了几个小节，接着便拉了一段很长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