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又瞌睡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
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粉凉便腾板凳；一定不要太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这些都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了的却是记忆啊，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
这让我有些恍惚：难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梦境的日子？甚至还不忘消灭，一方面用儿女来复制自己，一方面靠记忆还原自己？
我的记忆更多的回到了少年，我的少年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中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很久的时间没人提及了，或许那四十多年，时间在消磨着一切，可影视没完没了地戏说着清代，明代，唐汉秦的故事，“文革”怎么就无人兴趣吗？或许“文革”仍是敏感的话题，不堪回首，难以把握，那里边有政治，涉及到评价，过去就让过去吧？
其实，自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何尝不也在回避。我是每年十几次地回过我的故乡，在我家的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我参加过一次批斗会，还作过记录员，路过了偏不进去。甚至有一年经过一个村子，有人指着三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说那是当年吊打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的家，我说：他还在吗？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说：哦，都死了。就匆匆离去。
而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还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一派很大的头儿，他们全都鹤首jī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拄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我去河畔钓鱼的那个中午，看见有人背了柴草过河，这是两个老汉，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木棍儿，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趔趔趄趄，趔趔趄趄地走了过来。那场面很能感人，我还在感慨着，突然才认得他们曾经是有过仇的，因为“文革”中派别不一样，武斗中一个用砖打破过一个的头，一个气不过，夜里拿了刀砍断了另一个家的椿树，那椿树差不多碗口粗了。而那个当过一派很大的头儿的，佝偻着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独自喝酒，酒当然是自己酿的包谷酒，握酒杯的手指还很有力，但他的面目是那样的敦厚了，脾气也出奇的柔和，我刚一路过院门口，他就叫我的小名，说：你回来啦？你几个月没回来了，来喝一口，啊喝一口嘛！
那天的太阳很暖和，村子里极其安静，我目睹着风在巷道里旋起了一股，竟然像一根绳子在那里游走。当年这里曾经多么惨烈的一场武斗啊，现在，没有了血迹，没有了尸体，没有了一地的大字报的纸屑和棍棒砖头，一切都没有了，往事就如这风，一旋而悠悠远去。
我问我的那些侄孙：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吗？侄孙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你爷的爷的名字吗？侄孙说：不知道。我说：哦，咋啥都不知道。
不知道爷的爷的名字，却依然在为爷的爷传宗接代，而“文革”呢，一切真的就过去了吗？为什么影视上都可以表现着清以前的各个朝代，而不触及“文革”，这是在做不能忘却的忘却吗？我在五十多岁后动不动就眼前浮出少年的经历，记忆汪汪如水，别的人难道不往事涌上心头？那个佝偻了腰的曾经当过一派大头儿的老人在独自喝酒，寂寞的晚年里他应该咀嚼着什么下酒吧。
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
也就在那一次回故乡，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
之所以有这种欲望，一是记忆如下雨天蓄起来的窖水，四十多年了，泥沙沉底，拨去漂浮的草末树叶，能看到水的清亮。二是我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
象，又多形成了程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或许也正是宿命，经历过的人多半已死去和将要死去，活着的人要么不写作，要么能写的又多怨愤，而我呢，我那时十三岁，初中刚刚学到数学的一元一次方程就辍学回村了。我没有与人辩论过，因为口笨，但我也刷过大字报，刷大字报时我提糨糊桶。我在学校是属于联指，回乡后我们村以贾姓为主，又是属于联指，我再不能亮我的观点，直到后来父亲被批斗，从此越发不敢乱说乱动。但我毕竟年纪还小，谁也不在乎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更是旁观者。
我的旁观，毕竟，是故乡的小山村的“文革”，它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我可以自信，我观察到了“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
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的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
其实，“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越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的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
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shòu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的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人人病病恹恹，使qiáng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面对着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jiāo集。
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的泥沙顺流移走，像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轮回。没有上游的泥沙翻滚，怎么能有下游静水深流，五谷要结，是庄稼就得经受冬冷夏热啊。如城市的一些老太太常常被骗子以秘鲁假钞换取了人民币，是老太太没有知识又贪图占便宜所致，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làng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
我读过一位智者的书，他这样写着：内心投she出来的形象是神，这偶像就会给人力量，因此人心是空虚的又是恐惧的。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之为命运。
古炉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
“文革”结束了，不管怎样，也不管作什么评价，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而问题是，曾经的一段时期，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谁也没了责任。是呀，责任是谁呢，寻不到能千刀万剐的责任人，只留下了一个恶的代名词：文革。但我常常想：在中国，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文革”那样的事呢？说这样的话别人会以为矫情了吧，可这是真的，如我受过了5·12地震波及的恐惧后，至今午休时不时就觉得chuáng动，立即惊醒，心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