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有自豪感。
拉比无奈地搬弄着角落里捆在一起蒙尘的杂志，用抹布拂去上面的灰，现出清晰笔挺的名字——《世界之眼》。
我曾经藏身在印尼的难民营里整整两个月，用受潮的记事本和钢笔记录百姓家里的灾难。我曾经用仅有的外套裹着相机，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冻雨里瑟瑟发抖。我在挪威的小山村里喝过一个月难以下咽的羊奶，在马来西亚的雨林里汗流浃背却不能脱下防蚊虫的长衫和筒靴。而这一切都藏在一篇文章或者一张照片的背后，一个字不许为外人提起。
但是如果这一切真的没有价值，那么我们获得的荣誉也没有任何价值了。
后来杂志社开始努力寻求经济转型。然而各家纸媒开发的电脑软件、手机应用、官方网站花样百出，跻身这样的浪潮之中，《世界之眼》的转型显得步履维艰。
拉比转着他的钢笔。无论当年如何荣耀，一个如今并不富裕的杂志社员工不可能舍得给自己买一支派克笔，即使一支好笔是他有必要随身携带的东西。
在认识她之前，他甚至没有给自己准备过一支像样的笔。
那段时间的泰山天气不太好，山涧云蒸雾绕，能见度甚至达不到对面的山头。湿冷的阴雨天气，山路打滑，氛围适合创作，却不太适合拍照。
拉比象征性地拍了半路中的几棵迎客松。古画里虬曲的树枝失去了往日傲然，针尖挂着水滴，在雾气里轻轻颤抖着。好歹算是别有一番韵味。
作为《世界之眼》耗时半年的人文类专题“五岳拾珍”中的压轴篇，五大名山的最后一站，泰山的天气显然太不配合。只有一周时间可以停留，如今绵绵细雨已持续了五日，拉比和他的助手甚至没有那个荣幸看一眼闻名遐迩的日出日落。
真是倒霉透了。
拉比在就近的补给站买了一瓶热咖啡，拧开盖子一口气灌下一大半，觉得胃里舒服了许多。任务还得继续，他需要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石碑，撰稿大概只能等下山回酒店里慢慢琢磨了。
他的实习助手则瞪着前方，一条蜿蜒直上的石阶，南天门巍峨的红色城楼矗立在石阶尽头。
“这个无信仰国家，竟然用一整座山来记录他们的神话和历史，这真叫人不可思议。”这个常年生活在寸土寸金的英格兰的人低声惊呼。
“是啊，”拉比被逗笑了，“他们甚至还用更多的山来敬奉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不信仰的宗教，你知道吗？”
助手先生拼命点头：“真是奢侈。”
“奢侈的是你们吧？”
背后响起一个清亮的女声。拉比愣了愣，回头。
这是个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女孩子，并不算高挑的身子被裹在晃眼的橙黄色制服里，腰间别着装了一半的垃圾袋，雨帽把她的头发压成一绺绺地糊在额头上，却没遮住那双明亮的黑色眼睛。
女孩用手里的火钳指了指他们身后放在石墩上的，喝了一半的咖啡：“就算喝不完，也请你们带走或者扔了好吗？”
拉比一拍脑门，顺手一放，竟然真的忘了。
“抱歉，小姐，我真的是忘了，”他双手合十做赔罪状，“我会把它扔掉的。”
女孩看他一眼，伸出火钳夹起那只塑料瓶，放进腰间的垃圾袋里。余光瞥到了助手扛着的三脚架和反光板：“外国摄影师？”
“对，”拉比笑了，“我们来这里拍摄杂志专题。”
女孩也客气轻笑道：“那还真是天公不作美，祝你们好运。”说罢准备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