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做到她？我怎么回事呢？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和银色的锡泊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来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chūn，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露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chuáng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jiāo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训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gān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gān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不意识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让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
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huáng泥。我喝这huáng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gān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chuáng，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dòng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的，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俩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dòng，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挨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jīng”；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决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杂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的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你在哪里？…………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yīn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she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chuáng，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chūn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它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jiāo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