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头”，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子，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显出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你怎么哭了？”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了出来？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出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欢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我的职责呀。”
“哦……”
“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
“放心吧你，”队长笑着拍着我的肩，“她们没关系，又不是小孩子。”说着队长就走了。我想了想，又追上他。
“不行，”我说。“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
“不会不会。除非谁半夜站岗，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人家的杏子李子。”
这天半夜，轮上两个新兵站岗。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于是我就坚决地留下来。我对刘队长一再qiáng调，那个阿爷不是亲的，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说阿爷和我没有多少亲近的关系。我这样解释，是为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认识，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jīng。
事实上，我确确实实撤了谎。这事到我不能动弹的今天才敢正视它。我撒了谎，我连自己都骗。难道世上除了阿爷，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难道阿爷临终，惟一盼的人不就是我吗？难道我和他彼此间没有长时间的苦苦思念吗？想到当时，我那些混账话，我那没心肝的做法，我自己都惊骇。那是我gān的事吗？那样gān只能是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东西。
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悲天悯人的女孩。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因此，把心肠变硬，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了一步。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我当时几乎为此洋洋得意。而如今，我觉得那不是我gān的事，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gān那样的事。
如今，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演习结束后，回到成都，就有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父亲的信叙述了阿爷故世的全部经过。我木然地读着，一个字都不漏过，可好像总是没看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宁死也不愿看懂它。
我还是看懂了它。奇怪的是，我竟流不出泪来了，一面又感到此时不流泪十分不近情理。信纸有一处字迹模糊，我怀疑连硬心肠的父亲也流了泪。
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整整十天，他每从一次抢救中苏醒，总是急急惶惶地四周扭转脑袋。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似乎在嗅，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她到底几时回来？他只是很固执、很自信地等下去，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最终他只好向命运妥协了。是姐姐伏在他耳旁说：“小童部队里很严的，不能回来看你的……”他尽最大气力点头，表示完全体谅。然后是一声极長的叹息，把生命吐向天空。
父亲在信上说，阿爷是因为失明，摔了很重的一跤，导致了中风。与他去世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gān，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父亲还说，阿爷送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了反，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理得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信结束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总算完了。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既哭不出，也就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
吴太宽兴冲冲跑来，举着一张火车票。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足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bào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到了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chuáng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口，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乎，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踏地gān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qiáng，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很硬，那就是坚qiáng。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yīn道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荒芜的人防工地。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我的抵触。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jiāo给这家伙不上算的。”他带着嘲意说。
“没有。”
“你还想，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没有。我没那么想。”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让我替你说完。你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