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北方和啕小童被这事搞得心情沮丧，很默契地，俩人便往回走。路上也很默契，他和她都不想说一句话。
军事演习结束后，大部队全撤回，宣传队留下给当地老乡再演出几场。方圆几十里，一下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找不着立足之地便往后台挤。告诉他们后台不能随便进，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贫农！”幸亏天幕上的幻灯把他们吸引了，他们不再闹，一齐坐在舞台背后，看着天幕上一动不动的景色。他们认为自己比前面的人聪明：前面是看戏，而这里则是看电影。
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帮宣传队维持秩序。这时一个战士跑进来，问：“有叫蔡玲的吗？”
大家忙答：“有。”
“他父亲在外面等她……”
这下没人吭声了，都会意地jiāo换着眼神。听说蔡玲父亲在劳改队表现出色，提前释放，但他没面子回家，在附近一个农场安身了。那农场多半安置这类爱面子的被释放者。
女兵们找了一大圈，没找着蔡玲。伊农把握十足地对那战士说：“跟我来。”他知道蔡玲躲在什么地方，正刻苦地做她的“声带操”。她拉完一千下舌头总要出一身汗，但她的老师还说她拉得不够。要想成歌唱家，就要克服这种毫无力度，一发音像一砣肉似的嗓音，而力度就得这样拼命拉。可在别人看来，那种倒霉的训练跟唱歌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伊农理解蔡玲，支持她锲而不舍地拉下去。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棵槐树下，站着个微驼的黑影，他就是蔡玲的父亲。可蔡玲却死活不承认她有父亲。
伊农在装服装道具的卡车里找到蔡玲。
“我不见他！哪个认得他！”她说。
“他总是你父亲！”
“他活该！我没这个父亲……”
伊农急了，说：“我、我、我陪你去。他只想看你一眼……”
“我不去！叫他滚！”
“他、他、他毕竟……”
“狗屁！”
“你、你、你毕竟……”
“狗屁！”
她被伊农bī得步步后退，已退到车栏杆上，她向后仰着身，像要挨刀。“叫他滚！什么父亲！狗屁！”
伊农再也忍不住了，“砰”地一拳打过去，也不知打着哪儿了，蔡玲一下子蹲下身，捂着脸哭起来。哭得很压抑。伊农愣了一会，赶紧扶住她肩，一个劲说：“请原谅请原谅。”
伊农代替蔡玲来见这位不名誉的父亲。老头儿马上明白了。
“她不肯来，是吧？”
他只好点头。然后又朝他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站了一会儿。伊农说：“我要去演出了……”
“等一下！”他居然拉住他，“小玲子现在啥样儿？有这么高……这么高……很瘦？”
“不，她蛮胖。”伊农急于摆脱这张失望到顶点的脸。
“我晓得，她是解放军了，不能见我。”
伊农忽然想出个点子，对他说：“我给你搬把椅子，放在台下。她上台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
伊农把这位有罪的父亲安置好，已挤得一头大汗。老头儿又拉住他：“她妈写信跟我讲，蔡玲想要个手表，你把这个给她。”
伊农把一块半新的手表jiāo给了蔡玲。她把这块表反复看了看，然后若无其事地塞进挎包。她发现伊农正用很复杂的目光注视她。
“他走了吗？”她问。
“走了。”伊农撒了谎。似乎这样对她更好。她果然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第一个节目一开始，坐在头排的老头儿就横一把竖一把地抹泪。他哭错了，因为台上根本没有蔡玲。六七年时间，他早记不得她的模样，把谁当女儿他也拿不准，反正他只顾哭。
蔡玲的节目在最后，老头儿却恰恰没看上，他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但蔡玲却在侧幕看见了父亲。她直瞪瞪瞅了他很久，希望自己蔑视他，仇恨他，但是不行。他那副快不中用的样子用不着谁来仇恨了。
伊农被蔡玲揪到没人的地方。
“你骗我！”
伊农避开她恶狠狠的面孔，端起号chuī了个悲哀嘶哑的长音。
“他没走，你骗我！”
“我没骗你，他现在真的走了……”
“你……”蔡玲突然也挥拳给了他一下。
他晃了晃，站稳后说：“我、我、我没骗你，小玲子。”
一听这个称呼，蔡玲的泪水夺眶而出。伊农迟迟疑疑地抱住了她。
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gān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gān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jīng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qiáng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gān。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chuī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chuī了，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