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无人光顾的家具店里，我突然改变了对假花的一贯恶感。但我还是不能允许自己买这些假花，因为我无法为它们提供一个冷冷的舞台。我们粗陋的房子里装着艳俗的壁灯，塞满线条烦琐的仿殖民时期的深色家具，每次坐在其中，我就苦笑：美国外jiāo官们被派到非洲已经有放逐的意思，还要拿如此丑恶的居住环境来惩罚他们。我一到阿布贾就被这样的丑陋给镇呆了，每天清晨四点起来，坐在客厅里苦思，把哪件家具扔出去，或砸掉哪一盏壁灯。来瑞请示了大使馆的内务部门，问可否将我们自己的家具从美国运来，回答是“不可以”。那么可不可以退还大使馆公用的丑陋家具，我们另买自己的呢？回答是“库房没有空间存放退还的家具”。并且内务部门觉得我的要求很无理，这些家具是某某牌的呀，某某牌的家具怎么会丑陋呢？一旦某件东西有了公论的丑与美，人们在审美上就放心了，反正丑或美的责任大家一块儿负。你要掀翻某物在审美上的地位，你是要得罪公众的。我对外jiāo官的形象也就有了一点幻灭感，按说他们见多识广，怎么也存在这样的审美盲？全世界有多少美的东西啊，熏也熏出好格调来了，可他们对如此丑陋的室内布置毫无异议。
我相信眼睛离心灵最近，眼睛长久被糟蹋，心灵也就逐渐被毒害了。
一连几天，我在法国家具店里沉默地打转。我们的住宅面积很大，应该可以拿出一间屋子来堆放公家家具，再用自己买的重新布置一番。家具店里的东西全是设计师的作品，价钱昂贵无比，加上尼日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土经济，将家具的进口关税提得很高，一套沙发的价格高达一万五千美元，所以一再权衡，实在买不下手。何况我们在美国的家具也是我jīng心选择，买得件件称心，不过是存放在库房里，不允许运过来，再花偌大一笔钱在家具上，买个暂时眼福，恐怕太奢靡了。
但眼福对于我来说比口福重要。在旧金山湾区住的时候，我常常拿着钱跑步去超市，原意是要买当晚的菜回家，一见到好花就什么都忘了，总是买上几把百合和郁金香，蝴蝶兰花或鸢尾，剩下的钱够吃什么吃什么。我站在花前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一定不亚于色徒看见少女。由于硅谷的经济衰退，来瑞所在的投资公司倒闭，他失业了近两年，而我的买花恶习照旧。口福可以欠缺些，眼福多些满足，也免了发胖的忧愁，两全其美——这是我给自己主持的公道。东坡“不可居无竹”，我没有他那样的风骨气节，并且旧金山的气候也不适于养竹，就自甘俗气吧。有时嫌买来的花太温情，太“小布尔乔亚”，我也会偶然做花贼趁夜色去偷花。在旧金山湾区我们的房子离海湾很近，开发商想造成个“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环境，把海水引来，形成小小运河，绕着人们的前院后院。风景中白鹭起落，绿颈鸭dàng漾水面，加上两岸种满了花，是个人工仙境。三月花就开得十分繁盛，晚上带我的爱犬可利亚出去慢跑，实在经不起诱惑，便偷窃几束，和市场买来的花插在一起感觉马上不一样了。野外来的花无拘无束，伸枝展蔓，似乎把一阵野外的风和一片野外的天空也带到室内来了。我对花草有一些肤浅知识，但我不知它们的英文名字。有一次和来瑞一块儿散步，我向他打听某某花和某某树在英文里叫什么。他告诉我几个名字，但说他也不是很有把握。过了几天，他下班时从包里取出一块秦砖似的植物大百科全书，说它包括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花草。书呆子来瑞对于花草这样鲜活的东西也求知于平面的、印刷的准确论述。这么多年翻查过那本百科全书多次。
一到了非洲，我首先关注花草。阿布贾户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热得很，从院墙内一直泄到院墙外。它们是唯一自由逾越锋利的铁丝网的生命。处处是花的阿布贾却没有花商，大概正因为随地有花。有时我们的车停在红绿灯路口，一下子会拥上来一大群卖手机卡的人。还有卖手表、卖零食和饮料的，我真想劝他们改行卖鲜花。
到了阿布贾一个月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植物园，那里可以买到一种鲜花，就是天堂鸟。植物园坐落在一条主要的街道旁边，地势从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两三亩地的面积。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是园中雇员，告诉我们植物园主要经营室内室外的装饰性植物。问他们有没有玫瑰、百合出售，他们说玫瑰、百合在这样的气候里都不好好长，说着就指着一丛玫瑰让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远处看，问他们那边金huáng耀眼的一片是什么，他们飞奔过去，砍了几枝回来，我才看明白它们是“天堂鸟”。准确地说，是“天堂野鸟”，远不及它们在美国和中国的表亲那样肥硕，姿态规范。“天堂野鸟”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来气势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she的金huáng在沉沉暮气里开了个天窗，把非洲的烈艳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梦想。一个淤滞的环境搏动起来，我意识到，花可以挽救多少丑陋啊。
等这一捆“天堂野鸟”败谢（注意：我改变了单位词；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个植物园。这回是老板娘在当班。老板娘问了我上回买花的价格，也就按同样价格卖了一捆“天堂野鸟”给我。我很纳闷，老板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花朵的价格。就在这时，我发现两个男孩的表情怪异，但不便问什么，揣揣地离去。下个礼拜再去时，又只剩两个男孩了。他们说头一次卖给我花是破例的，这个园子并没有卖鲜花的业务，原先想瞒着老板娘挣几个小钱，做车马费和午餐费，他们的工资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经我无心叛卖，他们私下赚的小钱将被老板娘从工资里扣除不算，还险些砸掉饭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几回来往，我看出植物园基本是没有生意的，也不知老板娘自己的午餐从哪里挣出来。夹在主雇之间，我的同情心灵不知该向着谁，所以我决定不再去那里买花了。
今天早晨，大使馆派了一辆中巴把我们载到了当地有名的Wuse市场。
尼日利亚跟所有热带国家一样，一年只有两季，半年旱，半年雨。眼下雨季刚到，据说天气要转凉了。但下午也有四十度。风雨总是起在晚上，切断电视接收，毁坏电脑网络，但每个早晨都是雨过天晴，大路小路除了更gān净以外，一点风雨的痕迹也没有。
Wuse是个露天大市场，有一平方公里的地盘，货物从布匹、化妆品到活孔雀、刚出屠宰场的畜生。一进市场，就看见两个少年头上顶着剥了皮的整羊在游走兜售。羊肉很新鲜，似乎还带体温，肥嫩的部位随着少年的步子一颤一颤，鲜红的血珠子顺着他们乌黑的额头滴下，一大群黑麻麻的苍蝇抢购似的紧追不舍。在阿布贾购买食物和日用品除了这个大市场，就是几家外国人开的超市了。昨天去了一家法国人开的超市，东西都很有质量，用具也品位高尚，但价钱太霸道，一瓶小花露水大的辣椒汁要八块美金，一公斤jī腿胆敢要四块五角美金！在美国这个人人都胖得发愁的国家，jī尤其不值钱。所以我才向来瑞的同事打听，是否有“抵制法货”的办法。大使馆便派了一位向导，带我和另一位新到的外jiāo官妻子来到了Wuse。我们的向导叫玛丽亚，是一位女外jiāo官，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砍价对拉丁人来说等于是调侃，所以派了玛丽亚来，免得我们两个新来的外地佬吃本地人的亏。
玛丽亚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水果蔬菜摊位上，对很jīng神的黑人小伙子说：“这两位是我的新朋友，以后就是你的主顾了。怎么样？得让我面子上特别好看吧？”我们已经为摊子上种类繁多的瓜果目不暇接了，没有注意年轻的摊主怎样回答了玛丽亚。在Wuse做买卖是不用称的，所有东西都是论堆，论个儿，或用盆、碗量。比如大米，卖家量给你一盆，大约有五斤，算你一百七十尼拉；卖炒花生米，则是盛在瓶子里。一只只空酒瓶于是便成了花生米的包装，付一百二十元，你提一瓶走，大家都省事。如果是买杧果和橙子，就是论打，还有菠萝、木瓜、香蕉、西瓜，多一个少一个，谁都想得开，Wuse似乎没有斤斤计较的人。困难的是算账，全得口算，我们三个女人都算得不灵，算几回得出几回不同的得数。黑人小伙子弃权，看着我们算，最后似信非信地接受了我们的钱，那表情像是说：反正我们是算不过你们这些外地佬的。
第一个摊子逛下来，我们都走不动了：货物已在脚边堆了一大堆。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跑过来，一人推一辆铁皮三轮车，用生硬的英语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做我们的脚夫。他们并不提价钱，玛丽亚说：“完了你们看着给他们点钱就行。”
男孩们jīng瘦而结实，为了刚刚成功的一份求职，乌木雕塑般鲜明的脸上浮起得意的笑容。他们推车走过仍在空车待雇的同伴身边时，双方都笑着大声说了句什么，要么是打趣，要么是嘲骂。
玛丽亚告诉我们，有个卖民间工艺品的小铺就在附近。找到铺子时，铺主锁了门，不知去了哪里。玛丽亚叫我们稍等，她去把铺主找回来。可见她和铺主熟悉的程度。她回来时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男人，一脸的yīn沉使他的肤色显得比其他黑人更黑。打开门之后，我一眼看中了几个巨大的葫芦，上面都有极漂亮的绘画和浮雕。还有一些非洲图案的大草篮，也编得地道。只是这位铺主比较狂，价开得特陡，一个葫芦要一千五百尼拉。玛丽亚唠叨他不够朋友，他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抱定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态度。“五百！”玛丽亚说。我以为这个价钱会得罪他，不想他平心静气地说：“不，一千三。”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太远，我差不多想背叛玛丽亚，给他个一千二，把葫芦拍下来了。玛丽亚似乎猜中了我的心思，对我使了个西班牙女性的泼辣眼色，又转向铺主，拉开了政治攻势：“你看我每次都把人带到你这里吧？其实我也认识其他卖同样东西的人。”铺主沉吟着，似乎对白人种族之所以有今天的贸易成就陷入了深思。一分钟之后，他开窍了，说：“一千。”
我们最后成jiāo在一千尼拉上。玛丽亚和铺主都感觉很失败。近十点钟，太阳把空间都要点着了似的。我躲进一家家带棚的铺面，装着看首饰或衣料，其实是偷点yīn凉，等两位女伴结束购物。有些铺子已打烊了，关起了铁皮或木板或塑料包装布的铺门。流动的小贩们头上仍顶着整猪、整羊，成匹的布料、成串的美丽的珍珠jī、长尾巴野jī，在烈日下继续兜生意。苍蝇越来越多，你向哪个方向转脸，打任何一种手势，都能和它们掩上。我注意了一下，非洲的苍蝇是沉默的，来多大一帮也悄无声息。并且也没有那种大块头的绿蝇子；它们小小的，黑黑的，看上去有种吃苦耐劳的样子和正当谋生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