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jīng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出现在他身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
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点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爱吃的。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
——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的讲演
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己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所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而不像许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审美首先要具备对大陆半个世纪来的历史知识，包括对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发生的特殊环境与语言之知识）。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的“游牧者”们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性的文学“游牧部落”中去。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读者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中国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进入主流。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
在海外生活、学习了八年，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次要的。汉学界外的文学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无知的。这当然与翻译者们有很大关系，甚至也可以归结到我们汉文字的特性。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中国语言是视觉的，而其他所有语言都是听觉的。因此中国语言文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汉字的意象性造成审美对象视觉上的快感其实是最qiáng烈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文字本身给人的意象是极其图像的）。中国文字的特别属性使我们在把中国文字传导给世界时有着巨大困难。尽管我们所描写的生活经验是世界认识的（不像中国大陆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须作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必定对一定的时代用语作注解），我们语言却不能通过翻译来得到理想的全球性流通。我们语言中所含的情感与思想，中文本身所具有的无限丰富的表达，都成了无法变通，因此无法产生能量的电流。每每想到此，我总感到我们这个文学游牧民族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
这挑战包括寻找到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寻找到能够全世界流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后者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环境中，我们在聆听和阅读别种语言的过程中，应更有意识地体验别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描述方式，从而在华文中寻找出最jīng确、最令人心领神会的表述语言。一旦找到或创作出这样的中国文学语言，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大量的中国文字之美丽、之含蓄、之生命。
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普及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仍有巨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我们在文字创作中对中国语言的求索、锤炼，都在催化它的成熟。大众的语言是不断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断被其他语言所影响、所浸润，但大众语言的进化是自然所至，是无意识的，而文学工作者们，如我们这样用祖传文字来创造当代语言之艺术的人，对中国语言的开掘与更新，则应是有意识的。
晋末的符坚，在千万大军被谢安击退后，后裔们渐渐流亡到藏、羌jiāo杂之地。他们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诗使他们在游牧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变得无形却无限。那歌唱对别民族久远的感染，以及对自己文化基因的遗传，使之成为不灭的生命。那毕竟是太古老太悲伤的游牧形式。我们在祖国海岸线之外拥有了土地和天空，我们以自己的文字写着自己的往事与今事，写着梦想与现实，文学便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的歌唱。
——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
二十世纪——从2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大致处于爱情饥渴和性爱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HenryMiller、AnaesNin、DorithyParkcr、JohoUpdike、NormanMailer）对爱情是不屑的，他们摒弃了把爱情作为性爱的理想，而产生了一种硬汉式的低调的文学风格。这类作品也对西方社会的爱情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能不看到它与每一种思cháo，每一种艺术形式一样是着重自我发现，逆反传统和逆反社会的。他们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Freud）的学说的诞生也是有所关联的。
Freud诞生在十九世纪这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他之前有两个伟人的出现——Darwin和Fecher，后者第一个提出人类心理可以用科学去研究，而前者，则几乎给人类带来了一次科学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一连串科学发现，包括细菌学和遗传学，以及物理学的飞跃性发展，使人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巨大突破。因此Freud心理学说的出现是必然和自然的，是有着充足学术准备的。
再发展到二十世纪，在20年代初的欧洲和纽约，文学界、艺术界没有不把“Complex”以及“Consciousness”或者“CollectiveUnconscious”之类的Freud和Jung的词汇挂在口头的。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也从古典主义和làng漫主义一跃而转为对人本的认识。就是说，假如在此之前的文学中的爱情主要是jīng神活动，那么HenryMiller之类的作家便抽去了这一层审美价值而使之转化成肉体的生命本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革命和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文学中的爱情似乎是贵族化的，是带有神性的，因而是玄妙的。而这一革命使男女间的关系变得平民化了，不再是验证柏拉图的假说，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欲念。一切男女间的情和怨，都是出于人的自身繁衍的本能。对本能的qiáng调，压倒了二十世纪前文学作品中对本能的否认。
这期间有例外的作家，D.H.Lawrence。他是把人本探索和爱情理想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没有比他的LadyChatterley sLover中的性爱过程描写得更细腻、更具体的了。但写“性”并非他的唯一目的。读者能从他的“性”中读到肉体与jīng神的互动关系，还能读到“性”中的阶级关系，甚至政治关系，“性”使“爱”更丰富，更可信。爱情是平面的，而有了“性”意识的爱情则是立体的。Lawrence的其他作品，如Fox、Rainbow、SonsandLovers……以及许多短篇小说中，虽不像他最后一部作品LadyChatterley sLover，直接描写性行为，但那些作品都是充满性意识，以性为人物情感的主要潜流的，因而这些作品显得比二十世纪之前的所有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来得有力度、有血气。
前面谈到性爱文学诞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其心理基础。Freud的伟大假说在二十世纪被验证，或推翻或再验证。似乎以科学来证实Freud，或证伪Freud，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大量的受Freud影响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大量的剖析自我、解放欲念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取而代之了爱情在文学中自古至今的主宰地位。应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遗弃了爱情的文学，或说被爱情遗弃的文学。爱情只是通俗读物的一个类别：Romance。
根据Freud的假说，Sex代表人的求生本能（LifeInstinct），而Love作为理想——理想则属于Superego（超自我），代表的是DeathIndtinct。这里我可援引一段Freud的原话：“Perhapswehaceadoptedthebelie（theDeathInstinct）becausethereissomecomfortinit”，意即如一切人类的理想，爱情作为理想，是基于牺牲，基于“做烈士”这样一种意识的。所有的主义，所有的信仰，最深层是要求人献身的。而Sex却是对立于这个死亡本能的，因为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壮大、增殖。对二十世纪人的爱情理想破灭转向Sex，我的假说是二十世纪存在太多的死亡本能。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和广岛、长崎的实际使用，如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jīng神战争，满足了人的死亡本能；人不再需要爱情（尤其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少年维特式的）这种理想来满足自己的死亡本能。二十世纪，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已经失衡。包括音乐、绘画中的毁坏性力量给予人的死亡本能以足够的释放，人转向Sex——求生本能，来回避Superego对人的牺牲的索求。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为爱情献身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稀有。变成了一种人在冥冥之中对一种古老理想的遥远的向往。这向往是美丽的，也是代价昂贵的，就像一切理想一样，是人的现实生活可有可无的诗意。
这种向往使TheEnglishPatient这样的诗意作品显得可贵，甚至使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也产生了“以慰渴怀”的效果。前者并不回避性描写，以当代人对于Sex的正视，而体现一种高于一切的爱情理想。它的诗意就来自高于祖国、民族界定的荣rǔ观念的男女情爱和性爱。这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是jiāo织的，因而它满足了人性双面的需要——审美的和人本的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