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没学过这种舞！”
她说：“这舞不用学，高兴怎么跳就怎么跳。”
我又找个理由：“我太胖！”那时我正由舞蹈演员改行为写作，人在不可救药地长肉。
陈冲马上安慰我：“我也不瘦！跳跳就会瘦！”
最终还是她一个人蹦踏到一脸汗。然后就说：“饿啦！”
我问她：“这儿有早餐剩下的点心，要不要吃？”
“要！”她马上说。
之后每次早餐，我爸爸就多要两个小笼包什么的，说：“说不定陈冲会来吃的。”
第二次见陈冲，她却谈起卡夫卡来。她问我对《变形记）的看法，我老实巴jiāo地说奇怪，我读不进去。
她叫我耐心些，读得专注些，就会读进去了。她一再说：“这本书太震撼了！”
我感到《变形记》的震撼却是在十年之后，当我用英文重读它时。这时我才悟到陈冲那么早熟的领悟力。
我们在美国的重逢是―九九〇年，在一个朋友办的聚会上。我奇怪她的“无长进”：仍是一派学生打扮，嘻嘻哈哈地跳着自编的舞蹈，跳累了便声称：“我得吃点儿什么！”她于是跑进厨房，用手抓起一个冷馄饨，塞进嘴里，吃得满足得不得了。
这个时间的陈冲，已是好莱坞片酬最高的亚裔演员。一个朋友轻声说：“你看她，像个大明星吗？一点架子也没有！”
陈冲的“没架子”是出了名的。一些美国记者在专访文章中也常提到这点。有位女记者说：“……进来了一位穿夹克、背大书包的女孩，我一看，这位著名的东方女明星怎么活脱是个逃学的孩子？”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她那出奇大的书包。那里面总是装着她正在读的书。她读书兴趣广泛，从文学到社会学，再到心理学，一切。当然她最爱的是文学，那是她能写一手好散文的缘由。她也写散文诗，非常敏感细腻的诗句。她最让我嫉妒的是她读书的速度，她可以一夜读完两百多页的一本书。有时她在早上九点来个电话：“昨晚又失眠了，不过我把XX读完了。”我想，这人读书像她吃饭一样又快又猛，毫不斯文，尽管诗和散文写得都十分斯文。有时跟我谈话时冒出的感受也是极诗意的。有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唉，陈冲，你知道你这人的组成结构吗？你是半肚子诗，半肚子食！”
她听后哈哈地笑起来，说：“可惜可惜，你写我的传记里没有这两句！”
说到我今年写讫的《陈冲前传》，使我对她的了解更深一层。幸运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她碰巧在旧金山拍摄《金门》，我和她隔三差五地碰面，有时就在她的摄制现场闲聊。写到不明白之处，我会马上跑去找她，带个小录音机，来一番问答。她十分配合，总是有问必答。有时还会给自己下一番过分的结论，诸如，“我这人不雅致，从小就是个粗俗的孩子”。
我说：“胡说八道——假小子性格怎么能叫粗俗！”
她说：“反正我不是个娴雅的女孩，现在也不是！”
我只得放弃争论。
《陈冲前传》写作的顺利跟陈冲的合作有很大关系。她的直率、坦诚，使我不用费任何气力去掏真话，我们的问答也从不必兜圈子。有时她把心底最秘密的话也告诉我，说：“人都有罪恶的一闪念嘛！”但我认为一闪念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本质；对于陈冲的本质，我自认为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事业的执著，对朋友的诚恳，对文学、艺术的着迷，对好吃的东西的狂爱。
这次她从英国给我写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都离不开她正读的书，她看过的一部好电影，以及她吃过的一些新奇东西。
回旧金山第二天，她便对我说：“有一部很棒的意大利电影，我们去看吧！”
我立刻说：“好啊！”她推荐的小说和电影很少使我失望。我们去了，电影果真棒得不得了。我出了电影院被打动得神魂颠倒，直抽冷气。她也还没出“戏”，因此找不到她停车的位置了。找到车，她胡乱开一阵才想起该去哪里。
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这个电影。谈它的立意，导演手段，演员的表演……她又是那样：眼里闪着孩子式的认真，就像她十八岁时谈起卡夫卡。我想，我真的喜爱这个朋友。或许我著的这本《陈冲前传》中，倾注了我对她的喜爱，抑或是偏爱，因此它不尽然是客观的。但我不管。
家是千好万好的，尤其是节日前的家。谭恩美（AmyTan）在感恩节前夕匆匆结束了旅途，踏进这座在旧金山的冬日尤其显得温暖的家。自一九八七年《喜福会》出版之后，她总是颠沛在旅途上，按出版者和经纪者的要求为她的新作巡回介绍，与读者见面。这次还是如愿在感恩节同丈夫、母亲、弟弟，以及亲近的朋友们在自己的家团聚了。节前的时间仅够她对环境做最后的装点和准备食品、饮料。有十几位客人要来。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不久前完成了内部装饰：浅棕色或暗橙色的墙壁，似乎都是金色的色调。那色调让进入此地的人都感到了女主人在她每部作品中体现的热情与làng漫，和一层隐隐的躁动不安。
看着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弟弟一家同坐在一张餐桌上，谭恩美的童年、少年和成年都在这里了。她是一个出生在奥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孩子之一。同那些孩子一样，她也一度有过无所归属的痛苦。童年的恩美（大家叫Amy）她时而想：“不知怎么回事我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里了。我大概误入歧途，跑到这个中国人的家里来了。”美国社会被称为“大溶器”（Melting），对各民族文化的溶解之迅速和彻底使恩美选择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吃汉堡包和苹果派，企图使我们的中国特征消失。好像有这些不同特征是一种耻rǔ。那是一种自我憎恶。”也像其他落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也对自己的东方形象感到疑虑，似乎这是她被这块国土接受的一个致命障碍。在她那些不成熟的年岁中，她甚至想到去做整容手术，使自己成为美国芸芸众生中不可区分的一员。每个少年人都害怕与群体中的少数站在一起；年轻时代的恩美，作为一个有文学潜质和异常敏感的女孩，更是加倍体验了这种青chūn期心理特征。
她后来把她与母亲的冲突变成了《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成功小说的情感焦点。母亲此时穿着女儿为她设计的黑丝绒外套和裙子，正安享这餐合家团聚的感恩节晚餐。她曾经那么执著地要将恩美培养成她心目中的成功者：一个神经外科大夫，或一个钢琴独奏家。而恩美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八岁时获得了作文竞赛大奖，此后便不断地为自己或朋友编写各种童话故事。母亲竭力用中国传统影响女儿，而女儿却渴望走出唐人街，走出母亲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在恩美十五岁那年，她那位工程师的父亲逝世了。不久，哥哥也被同样的脑瘤夺走生命。那是母亲和恩美最黯淡的年月。为了摆脱病魔在这个家庭中的继续纠缠，母亲带着恩美和弟弟远走瑞典。此后恩美和母亲在意愿和志向上的矛盾愈来愈外化了，有一次母女俩竟有整六个月中断了对话。恩美成了作家后对人说：“那时我母亲已确信她没有我这个女儿了，我也确信我跟她两不相gān。”
充满文化矛盾的母女关系造成了那样一种独特的爱：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一个情结形成了。恩美后来在《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长篇小说中，都是围绕母亲和女儿的冲突，给此情结以最形象的注解。她以第一部书中的四对母女，第二部书中的一对母女来象征一种新生体从母体剥离，又在另一高度上和另一层认识中回归母体的过程。后者，已不完全是同一母体，而是一个人情感的祖国。一九八六年，当恩美和丈夫路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她感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当我的脚触到中国的土地时，我顿时变成了中国人。我知道自己从来不完全是个中国人，我却总是感到那种联系，而一刹那我有一种完整的感受。就像拥有父亲和母亲，我拥有中国和美国，因此一切都归于完整了。”
她在这次旅行中找到了和母亲失散了三十多年的两个姐姐，她们是母亲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因此那个“完整”，也具有实质的意义。
餐桌上恩美的丈夫路·德马太坐在右侧。他和恩美是大学开始相爱的。在恩美不从母志以语言学硕士完成学业后，他们开始了美满的婚姻生活。路是个税务律师，个性沉稳可靠，长久以来是恩美最坚稳的情感支撑。他的意大利血统似乎从不影响他对恩美的理解。他理解恩美时起时伏的感情和情绪，理解她生存于创作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两重自我，理解她丰富的同情心。她的文学编辑患了癌症，她不断流泪了几天后，决定为编辑租下一栋三面环窗的公寓，让她总能看见纽约的日出日落，静静度她病痛的时日。路理解恩美一次次去中国旅行。最后一次是为中国被弃婴儿募捐。它虽然不是一次顺利和成功的旅行，路却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她。他理解她那些不大众化的举动，比如，在今晚的晚会上肩上始终挎一只小形黑色尼龙旅行包。有的客人刚进门诧异，问她背着行李是否要出门。她回答包里装的是只十个月的小狗——她怕人来人往纷乱的脚步会伤了它，也怕它见不惯那么多客人而紧张，那样把它背在身上它会感到安全。路对妻子全部理解。
坐在对面的是恩美的弟弟。他常常想到恩美同他一同度过的童年。她一直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度去为残疾孩子工作；对于稍弱的人和动物，恩美永远会给予同情和帮助。她也慷慨，经她介绍给自己经纪人从而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已经不知多少位了。
靠门的一边坐着摄影师。几乎恩美所有被刊出的相片都出于他的手。他看着这个始终年轻的女作家，身材略嫌单薄却全是意志和力量。他始终在捕捉她的一瞥眼神一抹微笑；如同她小说中幽默机智的行文一样，她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独特的表达。她在讲她打算写的本世纪初中国移民生活的小说时说：“如果一个人有那种生活在想象中的奢侈，并且人家还付钱给你去进行这种奢侈，gān吗不去享用它，去创造更不同于现实的东西呢？”
当人问到恩美：“你和你母亲现在的关系怎样？”
她回答：“我的书出来后，她就跑到各个书店去看，是否有卖，要是她看见那家书店没卖我的书，她就把人家训一顿。”她说到此出声地笑起来。
客要散了，路轻声问妻子，是否要他开车送母亲回去。恩美说：“她愿意留下来也行。愿意走就送她。反正尊重她的意愿吧。”
是否是这样的完整：以叛逆开端，以顺随和尊重结尾？
每个艺术家似乎都有自己的一个 变法 时期，就是他（她）长期对自我、对艺术的求索，他（她）的思考和实践的积累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期然的转折，或说一个质的变化：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的几句词，道破了艺术创作，甚至是人格发展的这个奇特现象。邬君梅就把她在《枕边书》的演出，看成她电影生涯的这样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