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人家急着要进入内厅去吃晚饭和看歌舞，忽然发生一阵恐慌：卖出去的餐票比餐位要多很多，很多人有票却不一定有饭吃。把门的人直是抱歉，说餐桌已坐满，请暂时没位置的人先忍一忍，等第一批人吃完。不少父母和孩子被拆开了，里面外面地呼叫。我和依琳推让一会儿，我坚持她先进去吃，因为她十天前就攒出个好胃口，当天省去了午饭，就为了要好好吃一顿中国年夜饭。
二十分钟后我也被放进去，被安置在离依琳三张桌的位置上。她回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发现桌上有一盘面包，一碟huáng油，每人面前摆着三道菜的刀叉和一碗生菜色拉。舞台上一条红布条幅，上面一行汉字一行英文，大意是庆祝chūn节之类。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个中国宫灯，再没其他字了。吃热菜时歌舞开始了。舞台上出现十多个穿旗袍的美国姑娘，金发红发盘成中国式发髻，每人执一把中国折扇，跳起中国秧歌来。她们个子都很高大丰满，做某些灵敏诙谐的小动作时，显得吃力无比却十分别致。缎面旗袍衩开得很高，圆滚滚的长腿一直露到根梢。她们一招一式都显出对自己肉体的坦然和磊落，那种中国女性的闪烁、暧昧或含蓄在她们身上dàng然无有。尽管她们的步法、招式都对，但你越看越糊涂，不知她们在跳什么，不伦不类，倒颇有看头。原来一族的舞蹈并不只是一些动作，而是那民族心理特征的外化。那些招式和扭动应该同厅外画摊上的画相和谐，岩石或树枝杆从来不像这些洋姑娘的肢体和躯gān，毫无阻力地伸展，毫无限制地自由。该是带些挣扎的，曲扭而充满疙疙瘩瘩的力量。
这个长达十多分钟的开场舞蹈使我意识到这个大年夜和我曾经在国内度过的大不相同了。年夜饭也不是曾经的年夜饭，依琳的好奇心受到了一定挫折。甜食是柠檬派，所有人都心满意是地吃着，丝毫没感到缺了什么。没人感到什么挺重要的东西被取代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捍卫早已不那么认真了。
一位据说是十分著名的中国歌星上了台，穿着粉红曳地的纱裙，一层一层又一层，娇小个人儿，似乎被一堆轻柔缥缈的粉红肥皂泡浮载着。她穿着十八世纪的西方盛装，唱的是二十世纪的流行歌曲。因为掌声不让她谢幕，她唱第八支歌时便成了huáng梅戏。依琳不求甚解地跟着喝彩，不断用餐纸拭着额上的汗。这时我已步到厅外，实在招架不住厅内的温度。不知那些貂皮大衣什么感受。
厅外只剩了那个卖画的山东汉子，毛衣还是被卷起来的。他告诉我他是山东潍坊人，从小学画。他说：“潍坊那地方靠画画咋挣钱？”他十年前和一些向往现代化的人们投奔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深圳。他十分自豪地讲到中国卖画的行情，不像这里，没几个人真识货，磨一晚上嘴皮子，才卖了两幅扇面。我问他想不想家——大年三十的，他不置可否地嘿嘿笑笑。他说“国内也就是这些（他指厅内），吃着喝着，看看电视，电视上也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儿。”过一会儿他想起什么，说：“也不是想家，就是想咱山东的饺子！”
依琳这时也出来了。表情很快乐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显然对大歌星或整个节目的内容都不太懂得。我们就同孤零零的卖画汉子告辞了，来到非常冷清的大街上。依琳把我拽进一家爵士吧，说怎么也要把这个中国人的重大夜晚替我好好过完。她替我和她自己都要了“BloodyMary”，跟我碰杯说：“HappyNewYear！”吧台上的人扭头来看我们，心想这两人准是醉了，跑这儿来过哪国的“NewYear”？
我们喝酒，听爵士，守岁。挺逗的，这样一个大年三十。什么都不对，但一切都地道。我想起卖画人讲“咱山东的饺子”，可以想象，那饺子的地道。那地道原可以使我有一个机会去怀旧和自新，去沉醉一回。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有一些huáng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的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dàng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唻、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亦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gān缩得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chuáng，她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苏、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己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哥哥这时走了进来，这屋的沉默让他害怕。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我知道他不会好好吃饭！”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并且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和，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狠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象，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目前是的；她和他度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的与父亲相聚的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