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_严歌苓【完结】(33)

2019-02-19  作者|标签:严歌苓

网友:通常您会把一个女主人公放在时代的非常宽广的背景下,而且面对的是非常残酷的现实,您是不是觉得这样写更能够凸现出人性?

严歌苓:对啊,不可能不体现时代吧,其实写得时候理性很少,写完的时候才发现有对当代的思考,有大背景,其实写的时候是糊里糊涂就写完了。

网友:您能介绍一下您在国外的生活吗?国外的生活方式。

严歌苓:在国外的生活非常单调,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长时间地写东西,我早上起来写东西,一杯咖啡以后就是写作,写到中午以后我会长跑,再想想今天写的和明天写的东西之间的衔接。下午,我主要是阅读,现在我在做电影,下午的时间大多数都是要和导演去切磋一些问题,看电影,我特别爱看电影,我总希望我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好电影,当然这个有时候完不成,这就是我在国外的生活,我住在离海很近的地方,所以散步和思考是非常美味的,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

主持人:您愿意为网友推荐几部优秀的影片吗?

严歌苓:美国去年年底有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写jīng神病,但是是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叫做《美丽心灵》,这部电影非常棒,这是我最近看到最好的一个电影。我看到很好的电影,大概也是从这二十年来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辛德勒的名单》等等这些作品,刚才提到的《蜘蛛女之吻》我也很喜欢,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很多东西不是大院线上的。我不知道那些电影翻译过来怎么说,很多好电影,我特别希望能跟人家谈电影,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些名字,《飞越疯人院》我很喜欢。

网友:为什么不写写国外的东西呢?您写了那么多的中国女性,让国外的人认识到了中国女性的美丽,那么也写一些国外的女子,让中国人也认识到她们的美丽吧。

严歌苓:我写了很多中国女人或者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环境是异域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人从自己的热土上被拔起来放到一个冷土上,处处感觉不适的状态,不安全感,我写的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在文学当中很少做批评。

还有一个异化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我写什么东西,我不可能离开我自己的心境,写异族女性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我了不了解她们的心灵,她们的内心生活。对中国的移民,我非常了解。我没有办法,这是作品选择我。

网友:您对中国的作家王朔的作品怎么看?

严歌苓:我看了很多王朔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

网友:王安忆呢?

严歌苓:我非常爱王安忆的作品。

主持人:关于舞蹈演员,您写过《白蛇》,她也写过《小城之恋》,您的作品跟她的对比上有何不同?

严歌苓:写舞蹈演员,他写得非常生动,不像一个不跳舞的人写的,她是很多年前写的,我这篇小说不是一个古典写法,所谓的古典写法就是从头到尾的写法,是很断裂的写法,这是我们两个人从风格上不同的,她是非常连贯的写法。

主持人:到现在为止,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请严女士为广大网友对今天的聊天做一个总结,今天从头到尾,都有非常多的问题,很多很多人在这里谈自己对您作品的感受,非常的情真意切,,但时间所限,我们不能一一回答您的问题。希望您对他们,同时也是对众多热爱您的读者,说几句话。

严歌苓:我今天讲得张口结舌,很不好,我想大家都比我流利,而且用的词汇也比我得当,我感觉到我跟中国的读者聊天太少了,我一共只聊过两次。

主持人:恐怕您应该考虑增加一些跟读者直接的jiāo流。

严歌苓:直接的jiāo流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的性格,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希望独处,希望我的声音和读者的对话是从我的作品当中产生。通过写作和阅读,我们可以沟通和jiāo流。

财经日报

做过舞蹈演员,当过战地记者,写过军旅小说,也是海外华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严歌苓经历过理想的破灭,也正经历着从中心到边缘的身份嬗变。

日前在严歌苓的新书出版之际,《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她。

她瘦小,jīng致。考究的妆容掩盖着岁月的痕迹。

文字中的她,宽广、深厚、gān脆。12岁当兵,她说部队给了她豪慡而不拘小节的性格,给了她宽容和坚忍的心态:“在战场上你面对着刀光剑影,面对着生死的大问题。这不是小胡同、小巷子里蝇营狗苟的展示,人自然会比较大气。”

严歌苓的生活是丰富而勤奋的:做过舞蹈演员,当过战地记者,写过军旅小说,曾留学美国,也是海外华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但如今大陆知道她的人并不多,严歌苓对此也颇感默然:“一个作家有他命定的东西,它是你生命中一定要分娩出去的东西。我比较死心眼,只是尽力写自己觉得最好的作品,很少考虑受众问题。有那么多杂念,怎么写作?”

这一次的“分娩”,是一部28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描写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童养媳王葡萄将公爹藏身土窖二十余年的故事。走过美国、非洲等地、已离开中国17年的她回过头来关注中国农村,重新认识和思考她曾经历的历史。

阅读书,阅读人性

“láng啊,千万别堕落成人!”对着“文革”中的红卫兵,女孩脱口而出雨果的名句。那是十多岁的严歌苓,在无忧无虑的年纪中,已经熟读《悲惨世界》、《茶花女》等世界名著和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却也过早地看到了戏中故事在现实中的演出。“我从小就是多思的孩子,多愁善感,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人性感到悲哀。”她给身边的小朋友讲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还常常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的命运安排,即兴发挥成“严歌苓的版本”。

故事可以改编成温情的结局,然而严歌苓看到的现实,却比小说更离奇、更丰富、更荒诞。尽管孩子不知人间甘苦,当年的严歌苓也会把苦难的生活看得很有趣,但事后想来,她认为自己在那段时间观察到了人性:“我看着我的父辈们一个个被整,社会上牛头马面的人物都出来表演,我们过早看到人性可以在某种情境之下发生那么大的变异。我感觉生活就是一场大戏剧,天天有戏看,惊心动魄,又非常可悲。”

1971年,12岁的严歌苓参军。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是理想主义的,严歌苓也不例外,她20岁时,中越反击战爆发,作为特派记者的严歌苓到战场采访。面对前线下来的伤员,严歌苓并没有感受到理想主义的洗礼,相反感觉到英雄主义的幻灭。从战场归来的严歌苓开始写作,而她的这些作品,多半透着幻灭后的感伤情绪。

一部作品一种创作方式

对于都市苍白的小幸福、小悲哀,严歌苓始终没有同感。她执著于土地,执著于底层人。“城市中充满粉饰,我们是被不断异化的一群。”但严歌苓的风格却始终无法归类。“1995年《扶桑》出版后,有评论家说严歌苓所有的小说都是为拍成电影,我不服气,我认为《扶桑》首先是一部文学性很qiáng、很诗意的作品,很难拍成电影。”赌气似的,她写了《人寰》:“我要写一部谁也没法拍成电影的小说,他们想拍也没法拍。”《人寰》出版了,通篇都是一个中国老留学生与医生谈其情感症结所在。这部“不讨巧”的作品为她带来了上海文学奖,这回,确实没人来买版权了。

“于是有人认为我不擅长写细节,我父亲问我,是不是你的形象思维gān涸了?”倔qiáng的严歌苓这回拿出了《谁家有女初长成》,一部以细节和情节牵着故事走的作品。“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寻找一种新颖的、对我来说有突破的方式。写作是比较寂寞的生涯,总是在一种形式中停留,是寂寞上加寂寞。”

在《第九个寡妇》的责任编辑张亚丽看来,严歌苓是个很喜欢挑战的人。严歌苓也在采访中不断提到“刺激”这个词。尝试不同的风格是刺激,学英文、出国留学也是刺激。30岁才开始接触ABCD的她,用一年时间苦学英语,最终以570多分的托福成绩顺利来到美国。如今她用中英文进行创作:“这也是一个很刺激的领域,是一种未知。未知是艺术家最追求的东西,未知得到偶然,艺术的本质就是偶然。

王葡萄就像当年的我

1981年,严歌苓调到北京铁道兵创作组,有机会看到山西平静而荒凉的山原,“在我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这种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欣赏,这种莫名的感动,都是小说的氛围和情绪的基础。”

《第九个寡妇》中的故事,严歌苓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听到的。故事过于离奇,她一直没有动手写。“太传奇的事情往往很难脱离编造的gān系,让人觉得不真实。”但她一直想了解:二十多年间经历饥荒、历次运动,这个藏身土窖的地主是怎么活下来的,“人得以生存的条件是什么?”

2003年11月,严歌苓跑到河南洛阳农村,找到了故事中那样的大土窑,也找到了故事的源头。

严歌苓说:“勤劳的人是有共识的。”而她,出于善良的本性,也不愿意描写离奇猎艳的****、畸形怪异的变态故事,而只愿意写一个温情的故事:“王葡萄是我的梦想,你总该允许作家有一点梦想。王葡萄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总得有个爸爸。我最能产生共识的就是,我对我父亲是绝对有感情的。”

少年时,她看着她的父亲被折磨,听着工宣队教育“你们的父亲是阶级的敌人,你要站到人民这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那时的她只能坚持小孩最基本的道德:“爸爸永远是爸爸。”她能够体会,王葡萄淳朴的人性的一面。

小说结尾,地主在地窖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终获善终。像小时候那样,严歌苓从来无法改变现实,却总是牢记着那些温情善意的细节,“意识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一些本真的东西是永远不可能变的。”

2006年04月08日

新京报·曹雪萍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90年代后曾以《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与李安合作电影《少女小渔》、以及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都是她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作品。

2006年是严歌苓的回归年,这一年chūn天,她带回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都是发酵后的果实,芬芳怡人。前者以一个总以7岁眼睛看滚滚红尘的王葡萄为主人公,她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一藏就是20年,后者讲文艺兵田小菲对知识分子欧阳萸至死不渝的爱,她最幸福的是文革中与丈夫患难的那段岁月。在这两部作品中依然延续着她“去文明”的写作特质,“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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