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老作家李准一家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李准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见过他爸爸李准。他爸爸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儿子比较内敛。
李准是个特别幽默，说话特别生动的人，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河南方言，我在他们家里呆了七八年。当时我们家里有4个儿媳妇，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我写《第九个寡妇》，用河南方言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觉得四川话和河南话都特别幽默，当然北京话也是，但北京话太贫了，没有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
佚名
“在中文写作中，我已人过中年；在英文写作中，我只有17岁。双语写作让我感到刺激和快乐。”近日，作家严歌苓在复旦大学演讲，讲述自己双语写作的实践与快乐。严歌苓此次陪同自己当年的写作老师、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教授贝蒂·史夫利特和约翰·舒尔茨一起来沪。
连日来，贝蒂·史夫利特和约翰·舒尔茨教授在复旦大学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了为期四周的写作课，深受学生欢迎；而近年来创作颇丰，接连推出中文长篇小说《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和首部英文长篇小说《TheBanquetBug》，并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的严歌苓的“现身说法”，更是吸引了大量复旦学子和文学爱好者。
“英文写作让我毛发直竖”
此次严歌苓演讲的题目《双语创作的实践与快乐》，然而一开口她就“否定”了英文创作的快乐，回忆起自己当年初学英语时的艰辛与痛苦。“虽然这次我想说的是快乐，听起来很轻松，但其实学一门语言不可能是快乐的。我是从三十岁开始学英语、考托福的，那时，我一边打着各种工，做保姆做招待员等，一边学英语。在烫衣服的时候，甚至端盘子的时候，还拿着卡片背单词。”
经过1年零7个月的努力，严歌苓通过了托福考试，她勇敢走进约翰·舒尔茨教授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想要申请英文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习。“当时我想，别的我不知道，但文学创作还是知道点的，至少知道什么是创作。”几个月后，她得到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入学通知书，于是，“我觉得学英文的所有苦都得到了回报”。
然而，这仅仅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学习过程让严歌苓体会到的更是写作的“痛苦”而不是快乐。“那时要求我们每天都必须英文写作，从一个词想到一个场景，从一个场景想到一个故事。而且为了省学费，我同时修了5门课，这让我学得非常辛苦。不过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挣钱的办法。我把一些故事用中文写出来，然后投去台湾的报纸，因为台湾报纸的文学奖奖金比较高。”
正是从这时开始，严歌苓在此后的十年里几乎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开始英文写作。不过，“一开始，我总是词不达意，现在我也只是达意不传神的作家。英文达意都不像中文那么容易，何况传神。只有别人告诉我，这个句子写得太绝了，我才明白自己的那个句子写得好。不过刺激正在此，快乐也在此。因为快乐总伴随着一些恐惧和达不到，就像我的英文写作，即便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调动起来，但总有达不到的地方。英文写作，让我毛发都竖起来。”
初到美国的严歌苓有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要用英文写作。2005年，当她的首部英文长篇小说在非洲完成、寄给出版社后，她觉得自己的心愿完成了，几乎没有再想它。然而当收到出版社回信时，她突然意识到，“我的又一个通道打开了。这下我可以用英文写作了，以后我每年要用英文写一部，用中文写一部。人就是这样贪得无厌的……”
“双语写作让我有具有双重人格”
“用英文写作的快乐还在于，它让我有了另一重人格，另一个自我。”在讲述完英文写作的“痛苦”和刺激后，严歌苓向听众说起双语写作的体验和快乐。
她说，我现在已经人过中年了，在中文写作时，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显性的自我，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意识；但在英文写作时，我想像中文写作那样老谋深算都不行，在英文中，我的自我只有17岁，我是年轻的，自由的，我可以非常鲁莽，语言可以非常大胆，我是在用一个没有自我审视的英语写一个中国故事，这非常具有戏剧性，就像一个分裂的人格。写《TheBanquetBug》时，我正在非洲，那是一个非常洪荒的环境，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坐在电脑边看自己前一天写了什么，这是一个40多岁的自我和一个17岁的自我在进行碰撞，非常刺激，这样的刺激让我体会到极端的快乐。
严歌苓表示，与英文写作相比，自己的中文写作可以说非常省力，几乎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部长篇，用铅笔写在稿纸上，一遍便可完成，只需要回头修改一些字词。而在英文写作时，有时为了一个句子就得反复修改很多遍。然而为什么要坚持英文写作、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对此，她说，因为我发现中英文写作是可以互补的。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下意识地直译了英文的一些表达方法。
如今，对于严歌苓来说，每天读上一个小时的英文作品成了她的一种养身法；而每天早上起来写一点东西，更成了她的必修功课。不过，无论是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她认为，简练非常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家写东西不舍得删除，不能够做到惜墨如金，其实如果把当中的水分去掉，含金量提高些，他们的作品会更加传神jīng妙。”同时，她也qiáng调，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独立自由的jīng神，作家应该永远处于边缘的地位。
成都商报
尖尖的脸庞，妆容下是难掩的岁月痕迹，却难得地保持着优美高挑的身段，可见当年舞蹈留下的功底还在。日前，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来到新疆书市，为新书《一个女人的史诗》做宣传，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这已经是她今年继《第九个寡妇》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速度之快令她颇为得意。乌鲁木齐的太阳很烈，在刀郎歌里那个叫“八楼”的地方，她顶着个jīng致草编帽子签了起来，除了时不时露点微笑，表情不多。但当她走进下榻的酒店，在大堂点了一瓶矿泉水喝上几口，话匣子也开了，也习惯性地配合表情夹杂着“no”、“yean”等词汇，做着“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之类的自我性格分析，也谈女性、爱情、婚姻……谈话完毕，初次来新疆的她匆匆地要赶去大巴扎购物，第二天还要去伊犁：“照片就不拍了，我发张给你，在非洲的。”
我的作品分三个阶段
成都商报：为什么你的作品会有很多被改编？
严歌苓：我注重好的故事，希望用很好的文字来写好的故事。人物和故事写好了，为改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我怀疑，最好的小说能否被拍成好电影。其实，改编剧本，不是我最擅长的。写剧本有点làng费我的才华，那是第二遍创作。从创作上讲不够刺激。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比的。
成都商报：《第九个寡妇》故事传奇，不会影响大家对你文字的注意吗？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就不怎么传奇。我要证实，我既能写传奇的人，也能写很家常的人。我前面的作品，抽象的故事的，都有。非常好的文字，如果没有好故事的时候，会像象牙塔的东西，为了jīng美而jīng美。
成都商报：很多作家从题材上不愿脱离自身经历写作。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你的影子，文工团一个小女孩，舞跳得好，爱情不如人意。你的作品和个人经历是什么样的关系？
严歌苓：我写故事没有很清楚的想法，一个人在不断成熟，随着经历总在改变。我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代表我那个阶段的价值观念。少女时代，军旅题材，写的东西就很理想化，很làng漫。移民小说阶段，我觉得自己是个绝望的理想主义者。艰难，失眠，作品很悲观。比如《少女小渔》那样的。后来，中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长篇《第九个寡妇》、长篇《一个女人的史诗》，就进入了一种我可以嘲讽、可以打趣的阶段，变了一种基调，不再是以前那种沉重灰暗的基调了。
成都商报：你觉得，最好的小说是怎样的？
严歌苓：最好的小说应该是完全原创的，从文字、故事到风格，看不出任何人的影子。
女性比男人更有写头
成都商报：不管是少女小渔、扶桑还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田晓菲，女性永远是你作品的第一主角，而且都是卑微又高尚。
严歌苓：我觉得，女性写出来很好看，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善变，更直觉，更性情化。
成都商报：这算你不变的风格吗？
严歌苓：接下去我有一个长篇，应该是第一次以男性为第一主角，讲几个犯人的。这个男性也是被压迫者。
成都商报：对现在的女性写作怎么看？比如王安忆、虹影的作品。
严歌苓：我觉得，不会有女性写作这么一个概念。当时的《扶桑》，huáng健中来找我的时候，说根本不知道作者居然是萧马的女儿，还以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写的呢！
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
成都商报：这次是把作品jiāo给湖南的出版社来做了？
严歌苓：是的，我觉得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特别从性格上很像沈从文，比较宽容，比较与人为善。
成都商报：什么时候动笔写《梅兰芳》呢？
严歌苓：梅兰芳对我来说是个谜。
成都商报：失眠情况还好吧？
严歌苓：2001年chūn天就好了。所以，现在我的创作力大爆发。是靠吃三种药，调节脑子的化学。有的人失眠，是焦虑、心理压力大等，但我太了解自己，肯定是物理方面的原因。就凭这个，我也觉得，我现在写得比过去更好。
成都商报：写了那么多情感，你自己对爱情、婚姻、幸福怎么看呢？
严歌苓：爱情是一种着魔的状态，但对某人的迷恋会很快地过去。婚姻，是很好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它是战胜孤独的法宝，婚姻就是要找一个谈手，趣味相投。幸福和痛苦是一把双刃剑。爱情不是使人快乐的，更多的是使人痛苦。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有幸福存在的。
吴虹飞李鹏
塑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寡妇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