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美国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cháo流去走。中国和美国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好卖，也有时髦的思cháo。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
李敬泽觉得，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国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性的眼光。“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这是一个大收获。”
而在国内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明白，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自己在美国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只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
“在美国我永远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严歌苓说。“要想做主流，就会很痛苦。所以，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
2009年4月9日
赵明宇
“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回到国内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电话中，刚刚在台湾家中跑步机上下来的作家严歌苓有点气喘吁吁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
就在上个月，严歌苓在新星出版社推出她的新作《寄居者》，这也是她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后又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
“听”来的寄居者——
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
一直读到全书倒数第二页，《寄居者》一直是笼罩在头上的乌云，低低的压抑的乌云。
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乱世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彼得。那时赶上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彼得逃脱屠杀，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勾引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
与此前很多书的故事来源一样，这部小说依旧是严歌苓“听”来的。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1993年，严歌苓和丈夫去柏林旅游时，知道了这个像小说的真实事件。一对年轻人在东柏林订婚后，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未婚妻，几年后仍无法忘怀。偶然中，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像他未婚妻的女孩子，他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让未婚妻用欧洲女孩的护照到了西柏林。
这个故事中人性的东西让严歌苓念念不忘，但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把它写出来。1999年的时候，她跟陈冲对犹太难民在二战期间被上海接纳的事件非常感兴趣，“我们做了一阶段的资料研究，但苦于找不到一个比较集中的故事来反映。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
飘忽的寄居者——
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对“寄居者”这种身份的探索，严歌苓曾经在《扶桑》和其他移民故事里有过表露，但不像《寄居者》这样集中、直接，并且远远不局限于华人的寄居状态，而是从华人本身的寄居状态探索其他种族的寄居状态。而对这种寄居状态产生共鸣的，也许是不分种族地域的每一个人。
严歌苓坦率地表示，自己和MAY都是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夹在两者之间，自己总有飘忽的感觉。
“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她对记者举例说，自己和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天时，他们有时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唐人街里公jiāo车上广州人的口音，会嫌恶地说起唐人街里的蟑螂，“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而另一方面，当她回到自己的祖国感觉自己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的人在我缺席的20年里，改变非常大，很多人的感情和文化都变化了。回到国内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她说，大家都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年建设自身生活的时间，现在都迎头赶上，很忙碌。“我过去回国，是把公事放第二位，把与好友们的见面放第一位。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但朋友们仍处在正常的工作中，不觉得你老远从国外回来，就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没办法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有时我也觉得很失落，那些可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乐观的寄居者——
这个人物靠我很近，我俩都是那种看起来特蔫，但不定什么时候就gān出什么大事来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严歌苓表示，寄居者的身份也有好的一面，自己是个乐观的寄居者。“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寄居者这种角度给了我新鲜的感觉，使我更沉静。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不由自主地把祖国和寄居国做比较，社会、观念、情感表达方式、语言、食品……一切。比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语言。”
她就是在这种比较中，越发感觉出中国语言之魅力。“没有哪一种文字像唐诗宋词那么美，那么有图画感，那么有音乐感，那么有色彩感，而且还那么经济，好记好背好唱。这些是旧体英文诗也不能相比的。我要求女儿背了好多唐诗。”
MAY身上体现了严歌苓寄居者的心态，同样，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有相似之处，“这个人物靠我很近，我俩都是那种看起来特蔫，但不定什么时候就gān出什么大事来。只不过，我的人生没有MAY那么戏剧化，也没有像她面临那样的绝境。”20年前，严歌苓在30岁时放弃国内稳定优越的生活，去美国开始留学。对自己生活的这段大转折，她说，当时有情感上的原因，“那时就感觉人去楼空，一门心思想联系国外学校，可能是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吧，倒算不上胆大妄为。”
关键词——
读书
在国内，我的童年好友都不读书，也不读我的书。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记得她那时还跟我争着读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现在很少读书了。国内的生活压力太大，大家都筋疲力尽，有的人连电影都不看，更别说读书了。还有就是媒体泛滥，手机也提供了娱乐，电脑可以充实一切业余空间。我爸爸整天还在读书，但他晚上的时间献给了电视剧，尽管一边看一边骂，大概也是恼火他自己的无聊吧。
爱好
如果在国外，我平均每天有五六个小时写作，生活很有规律，国外的生活很清净。如果回祖国大陆生活就比较混乱了，因为要见朋友，要谈事，你也知道有时谈一个事情几个饭局都未必能确定。我是个电影迷，我有一个身份是好莱坞编剧，所以他们经常给我提供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基本上在国外每晚都看一部电影。
爱情
现代人的爱情我不想写，因为无力、苍白，现代人想得开。想得开的还叫什么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绝对是想不开的爱情。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年爱情，可是我们可能对自身都还没什么认识，爱情也存在各种面目。有的是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有的则是沉静琐碎的，灯熄灭了又再燃起。我年轻的时候对后面这种沉静琐碎的爱情没有认识，现在这两种爱情我都经历过了。
成名
我qiáng调自然，哪本书都有自己的运势，我不刻意去做，不希望看起来很硬。对成名，我考虑的是，它能帮助到文学吗？我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和文字能让更多人喜欢我的作品，这是我期待的。有时名气能使你发出声音。
改编
为什么很多人买我的作品改编？大概因为我善于讲故事、也喜欢刻画人物吧。而且，跟女演员接戏的道理一样。一位女演员演了一部电影，效果还不错，下面自然还会有人找她继续演。我的小说最开始在1993年李安买走了我一部，后来李翰祥也买了一部，同一年朱言平也买了一部。到了祖国大陆后，陈凯歌也找到了我。我最想跟哪位导演合作可不好说，因为我天生不狂，人家看中我的小说，我就喜出望外，觉得备受抬举了。还因为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只想gān好眼前的事情，就是手里正写的小说。
读者
2004年以前，我的作品收入以海外为主，没太重视祖国大陆市场。后来我发现祖国大陆经常从海外转载我的东西，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主动投稿。2006年前，我开始在祖国大陆出版作品。《第九个寡妇》出版后，市场反响非常好，印数很多，我开始关注祖国大陆读者，还是他们最懂我，最会欣赏我。
关于严歌苓——
严歌苓，旅美著名女作家。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岁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此后的10年间，她写出了《天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多部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少女小鱼》(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6项大奖)、《女房东》、《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2009年3月4日
文心社
近日，“《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暨“《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评选活动在京举行。经雷达、李敬泽、陈晓明、孟繁华、张颐武、白烨、阎晶明7名专家的现场评审，以及新làng网友的网上投票，毕飞宇的《推拿》和杨志军的《藏獒3》分获2008年专家最佳和读者最佳。
为了盘点评奖5年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成果，主办方进一步推出了“五年五佳”和“五年最佳”长篇小说的现场评选活动。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王刚的《英格力士》、范稳的《水rǔ大地》、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毕飞宇的《推拿》获“五年五佳”。《小姨多鹤》获“五年最佳”。《小姨多鹤》关注“二战”后女性的情感、命运，描述了日本孤女竹内多鹤战后在中国的生活，成功塑造了多鹤和东北女子朱小环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