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严歌苓的身份是编剧，她其实并不喜欢改编作品。她的作品还是jiāo给别人完成，她觉得写剧本有点làng费自己的才华。因为那只是第二遍创作，改编一个东西，不能使她焕发出最大的创作力。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相比的。
严歌苓在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时，那段去西藏巡回演出的经历，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使她的作品融入了大山大川大草地的大气雄浑。1989年年底严歌苓去美国开会，次年申请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进行英美文学的系统阅读。严歌苓曾经把自己比做“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这种离开中国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使她肩负着一种使命。她的感受是，真正融入其他语境的最佳途径便是用他们的语言去写作。经过多年的奋斗，严歌苓已经获得了与美国读者直接面对面jiāo流的机会，做了无数个报告，现在她的创作方式大多是双语齐下的。很多jīng彩的中文作品在翻译中变得平庸，看到流失的jīng华她很痛苦，希望能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现在她为好莱坞做电影编剧工作，对她来说，用英文编剧是创作生命又一次转折。她说：“我写剧本，也是为写小说做准备。”
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何英
严歌苓接连推出的两部长篇都是以“躲藏”为主题，《第九个寡妇》写一个女人将公公藏在红薯窖十几年的传奇；《小姨多鹤》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中国家庭怎样将一个战后日本孤女藏匿几十年，以及她与这个家庭的恩怨一生。这两个长篇的操作手段基本类似，都是既要了传奇的外壳，又舍了传奇的惊险紧张，反而将传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里，用严歌苓自己的话来说，是“浓极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这样概括自己的写作近况，其实只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会明白。这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说，既没有为她赢得奖项，也好像没机会被改编成电影，却是严歌苓自己最喜欢、认为写得最好的小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严歌苓这么多小说，不管是从成长记忆中提取线索的，还是海外移民题材，或新近出来的这两部长篇力作，说到文学上最华丽的绽放，还是《雌性的草地》。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释放了她写作中的两个重要母题：躲藏、雌（母）性。而这两个母题也始终纠葛在一起，从《雌性的草地》开始到《小姨多鹤》，严歌苓始终放不下的文学情结每每被这两个母题点燃、贯穿。接连推出两部躲藏为内容的长篇绝不是偶然，是严歌苓早年就情所独钟、深埋心中的母题情结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再往后，情结还是这个情结，即使篇幅再长、语言再讲究、设计再jīng心，终究还是原来的茉莉香片又续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谓的“浓极而淡”了。严歌苓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对自己作品的理性认识要jīng准得多。
人们会觉得严歌苓的两部新长篇与她以前的国内题材不同，抛弃了个人体验式，转向了宏大史诗式。其实她并没有大变。对很多作家来说，大变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一生的写作就围绕一两个不多的情结而展开。在严歌苓小说群中，除却海外移民题材，明白无误写躲藏的就有这三部，而这三部又是严歌苓小说的重要作品。
由当初敏感、压抑的本能性发现，到目前《小姨多鹤》的焦点转移，严歌苓对于这一母题的体认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只能靠技术手段来弥补早期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第九个寡妇》等看上去华丽无比，技术娴熟，语言地道，但由于并没有贯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觉，而导致文学性让位于影像性、诗性让位于故事性。她真的是浓极而淡了。
当然，《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其实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题作了一个故事引子。《第九个寡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性以及维护正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归结有失之简单的嫌疑，但问题是看完这部小说，人们达到的阅读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体社会挑战，在与整个时代斗争。这个已经先验地进入人们意识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晰是她的弱点。怎么办呢？严歌苓只好把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张扬出来，一个寡妇艰难却不失风流的生命美感最后救赎了她。这个女英雄终于有了一点根基，多了些人味儿，有了活气儿。
在《小姨多鹤》中，躲藏的焦点也早已转移，作者的重心不在惊险、恐惧上，起码她的传达不能使人为多鹤感到恐惧，恐惧的这根弦从来就没有绷紧过。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结中恐惧感的浓极而淡，也是她小说方法的浓极而淡。她的两部近作越来越讲究技艺，但实际上她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去了：越来越通俗好懂，越来越好看讨喜，再没有令人消化不了的东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给人的刺激性感受，严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鹤》还是让人看到了严歌苓毕竟是严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远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鹤》应该就是她关于躲藏的终结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严歌苓或许还应有更广阔的人性挖掘点。
（何英，青年评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就职于新疆文联，副研究员。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等多家杂志报纸发表约7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呈现新疆》，代表作品有《 虚土 的七个方向》《新疆当代文学生态扫描》《对 秦腔 评论的评论》等。）
梁青平
初看书名，以为内容与那首耳熟能详的西北民歌有关。读完后才知道，还是沿袭了严歌苓一贯的移民和文革题材。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晚江的中国女子，为了寻求物质上的幸福，和丈夫离婚并嫁到美国。10年后，两个家庭以及两个家庭的孩子，都来到她身边，她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爱的依然是前夫。
娇艳欲滴的花儿，命运多舛的少年，花儿与少年的暗喻和指向是什么？从书中自能找到答案。小说写得jīng彩纷呈，耐读好看，字里行间呈现出纯粹意义上的唯美和凄清。与严歌苓以前写的《绿血》、《少女小渔》和《扶桑》的风格一脉相承，是一种没有经过东西方文化碰撞，决不可能得到的文化jīng髓。
严歌苓曾经是一名部队文艺兵，后来开始文学创作，再后来赴美留学。从舞蹈演员、军人到旅美作家，严歌苓本人的经历，就像一部起伏跌宕、耐人寻味的长篇小说。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丰富的想像力，糅合进这部《花儿与少年》里。
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舞蹈演员，他们是两具几近完美的躯体，本应拥有同样完美的生活。可是，他们却被自己设置的“预谋”，拖入暗影憧憧的危险地带。无奈的逃遁，恶意的反抗，专横的压制，暧昧的天伦……小说没有jiāo待结局，也没有必要jiāo待结局，严歌苓就此解释：“故事的发展虽然时时都有可能完结，但它不可能像《雷雨》那样爆发起来，反而像在梅雨天那样郁闷和腐烂下去。”因为“时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转到今天，虽然这对男女有爱，但没有物质基础，一切反抗和冲动，最后都给人无限的悲哀和讽刺感”。
有评论家称这部小说为21世纪的《雷雨》，两部小说皆为家庭式的悲剧，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两代人的苦难，属同一类型。和曹禺先生的不朽巨著相提并论是否合适？我们姑且不作评介。毕竟曹禺先生笔下的历史目的感，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企及的。但是不能不佩服严歌苓，她的聪慧，她的灵性，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充分调动起一些戏剧、电影的元素和场景，特别是在人物动作的设计，故事细节的推进上，巧妙安排了层层叠叠的矛盾及冲突。这样她笔下的人物便显得尤为真实、形象、丰满、鲜活。故事读起来，自然独特jīng致，引人入胜。此类写作手法，对作者的文学和艺术功力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这也是她的小说多次列入美国的一些“最畅销书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严歌苓的小说，故事性qiáng，人物有个性，文字的委婉和简约，是另一大特点。比如她不拒绝写性，但她写得不bào露，不直接，始终保持着自然、纯真和健康，并富有诗意的性感。与目前国内一些作家，热衷于动物性的描写有极大反差。“一个女人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连最后的性感也没有了，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报以宽容，她说：“这也许是女性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种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书的后面，有一篇短文，是严歌苓自己写的跋。她说，《花儿与少年》是她和朋友“貌似胡扯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想像力是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作家的决定因素。”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她对“迁移”一词的思考。“对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我们不可能被别族的文化彻底认同，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因为我们错过了她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我们已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这种游走于母体文化和别国文化间的无所归属，被严歌苓进一步引申为“错位归属”。或许正是“错位归属”，丰富了她的文学语言，拓展了《花儿与少年》里荒诞而美丽的境界。
——读严歌苓《花儿与少年》
八瓣格桑花
《花儿与少年》，04年出的本子，在我的印象中它并不是严歌苓的代表作品。最初在书堆里看到书名时也没有动心，我以为又是哪个故作深沉的少年作家大叹人生。转身准备离去，突然看见作者的名字：《第九个寡妇》的作者。那本小说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那个作者自然走进了我的视线。果然，这个“短篇”的长篇小说没有让人失望，至少我自己这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