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此处，听见墙外小道上奥卡达鸣笛而过。天色极暗，一场热带大雨正在bī近，全城不积压有多少奥卡达司机和乘客将破雨飞驶，那将更加惊险。我想哪天也惊险一回，乘一次奥卡达，但美国大使馆有禁令，不准它的官员和家属乘任何本地人的车。
尼日利亚河流并不多，却盛行一种餐馆，叫“FishBar”。顾名思义，就是“鱼吧”。在那里可以喝酒，吃烤鱼。因为它随便，不讲究着装，打烊又晚，不但吸引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也是本地人结伙作乐的地方。客人喜欢它是因为它低廉的价钱，店主喜欢它是因为客人常常多付钱：这种鱼吧一律没灯，每个桌上一枝蜡烛，账单看不清，就会按口头报的账买单。再说付账时客人一般都醉了，好脾气，醉眼朦胧加烛光朦胧，少找点零钱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计较。在阿布贾吃晚饭平常时间耗时两三小时，在鱼吧最少也得四小时。讲究的鱼吧还有乐队歌手，到半夜十二点拉将出来，一直狂欢到天明。没有去过鱼吧的人等于白来了尼日利亚，没有在鱼吧待到天明的人等于白去了鱼吧。
鱼吧一般设在一条小溪旁，水边长着厚厚的丛林植物，水是从来看不见的，所以是小溪还是水沟不得而知。在芭蕉树下开一块地，坑洼不平的地面摆上塑料桌椅。有的鱼吧沿着边缘搭出棚子，用棕榈叶铺顶，首先是防雨，其次是添加情调。靠近门口放着几口搪瓷大浴缸，里面盛着鱼和冰块。鱼都叫不上名字，味道却极其鲜美。只有一种叫“脱皮亚”的鱼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非洲鲫鱼”。体积却比我们在美国间的要大很多，所以开始是不敢相认的。敢吃也是因为看不清楚，只有舌头当家。烤鱼的涂料爆辣，就着冰啤酒，和酸洋葱一块吃，非常可口。我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去吃鱼吧，把三四张桌子拼在一块，点上蜡烛，人人面前一瓶啤酒，用手指捏起鱼肉，吐出的鱼骨头也可以随手扔在泥土地上。有时鱼吧的生意火，来不及烤鱼，三四瓶啤酒下肚，鱼都没端上来。客人抱怨，就会有侍者过来打招呼，说：“Yourfishisonfire.(你们的鱼着火了)。”第一次大家都吓了一跳，但很快明白按照尼日利亚英文的意思，是说鱼正在火上烤着。
一天晚上大家又在鱼吧聚会，由于客人多，鱼“着火”的时间特别长，因此都已经提前喝醉了。烛光里看见一位动人的非洲姑娘坐在角落，穿得比鱼吧的食客都漂亮雅致。别人说笑她不答话，只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在座的人悄悄打听她是谁，回答说大概是某某带来的，常常见她出现在聚会上，上周五在英领事馆的“快乐时光”酒会上也见到过她，前几次吃鱼吧都有她。但是和某某一对证，某某说不对呀，这姑娘并不是他的朋友，但看着她脸挺熟，总是和哪个朋友一道来的。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圈子里，也有jiāo非洲女朋友的年轻外jiāo官，但这个姑娘确实没有主。我们互相看看，一群人有二十来个，到底谁把这个神秘女郎带来，还不认账。有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顾及到保密和安全，便假装聊天对她盘问起来。问了几个回合，她似乎说不清因为谁的关系她出现在此地，但她似乎又叫得上所有人的名字。
鱼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就是否撵走她悄声争论起来。大部分人说光线那么暗，面孔都看不清，万一真是谁的熟人，撵错了人以后多尴尬。一小部分人坚持要揭示她的真实身份，认为她说不定做错了桌，看错了朋友，抛错了情分，黑灯瞎火的，弄出性骚扰冤案来，就麻烦了。我们jiāo头接耳时，姑娘毫不察觉，从容地用染着蔻丹的手指尖捏起鱼，往涂着唇膏的嘴里送去。渐渐的鱼只剩下一个头，一个尾，一条长长的骨架了。想从上面捏起肉来第一要眼睛好，第二要耐心。这两条看来姑娘都具备。我们都静下来，听那个主张揭秘的人说：“小姐你大概坐错桌子了吧？我们这个桌上的人一致否认认识你。”姑娘看了周围一眼，大眼睛波光粼粼。她说她绝对没有坐错地方。“那你是跟谁来的呢？”她看了左边又看右边，似乎带她来的人把她丢在这里跑了。我们发现她不如刚才那么从容了，有一点慌乱和窘迫。我们这位朋友又对她说，在如此光线昏暗的地方，坐错桌子也在所难免，及时纠正就是了。姑娘不说话，也停止吃喝了。另一个说既然是坐错了地方，就请离开吧。姑娘看了所有人一下，样子有些可怜，像是想找个人为她求求情。女性们不忍心了，小声说算了吧，她能吃多少喝多少。男人们却原则坚定，认为问题不在于吃喝。大家都沉默下来，情形对姑娘可谓残酷。又有一个人说：“小姐，真对不起你。你看我们记性实在很坏，谁也想不起和你做过朋友。只好再见啦。”
姑娘从窘迫变得惊讶，又变得悲哀。她简直不能相信，天下会有如此吝啬的一群人，吃都吃了一半了，还要请她离席。吝啬不说，还绝情，即便不是朋友，一块肩并肩，肘挨肘地吃鱼吧也吃过好几回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难道就不能给她留点面子，让她体面地吃完这一顿？她又看了所有人一眼，真的找不出一个心肠软些的，稍微好客些的？哪怕一个肯为女士担当的汉子也行，此刻挺身而出，帐算在他头上，把她留住？所有希望终于全落空，她慢慢站起身，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哀怨：你们可真够狠的，可真做得出来！她整理了一番细长裹身的裙子，姗姗走了。我们确实感到悲哀，只是不止是为她的厚颜，还是为我们的狠心。
据说在阿布贾混这类酒会餐会的人并不鲜见。是因为尼日利亚收入太低，人们想吃点免费菜喝点免费酒，便出现了这种现象。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找不到解答。我们中有人说，也许当地女人想结jiāo外国人以脱离这个贫穷的国家，便设法进入各种聚会。试想那个漂亮姑娘常常装扮一新，闯进陌生人群，靠几杯酒壮胆，随时冒着牺牲尊严的危险，寻找一份渺小得几乎不存在的机会，是容易的吗？实在太难为她了。得益于鱼吧的昏暗，姑娘的面目至少没有被赤luǒluǒ揭示出来，给她以后潜入其他聚会保留了余地。从那以后，再去昏暗的鱼吧，大家都左右看看，别又糊里糊涂替一个陌生的美貌女子付了账。
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雇用清洁工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了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qiáng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用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瘦，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gān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坚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弓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gān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gān净。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实施垦荒计划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bào，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得起千顷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jī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gān，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gān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jī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huáng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gān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化肥毁了菜园子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huáng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