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dàng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gān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chuáng，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苏、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搂，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硕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luǒ露，壁炉也是jīng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dàng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qiáng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大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大60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口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辆豪华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盈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大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作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在房东太太看来，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bào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jīng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是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员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竞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吞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是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大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大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楼道中时常飘渺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被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谈的不幸都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