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所有的感慨可以浓缩为这句诗——十年一觉美国梦。
这十五年，让我的观念都重新洗牌了。后来有人说我的作品里的是非观很成问题，我承认现在的我是一个是非很模糊的人，这大概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文学写作master的经历有关。我先举两个例子。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在餐馆打工，碰到一个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总是气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那么angry，一进来就骂中国人都是F打头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气，就跟同学抱怨今天碰到一个黑人givemeahardtime。我的一个犹太的同学说，你为什么一说起来就讲到黑人呢?你可以说他是个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却首先提出来她是个黑人，你的潜意识里就是对黑人瞧不起的。我说绝对没有，你们白人和黑人的种种血债我们都不参与的，我们是中国人啊，过去你们倒卖黑奴什么的跟我们都没关系的，我为什么要歧视黑奴呢?他们就说，其实你们亚洲人对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对黑人的看法还要糟糕。后来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说到中国人在美国肯定不会去做乞丐，因为他们很要面子很在乎尊严。我的同学就跟我争了起来，他们说乞丐和尊严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东西，乞丐是他们的职业，他乞讨得好说明他能gān。
传统的东西开始被质疑，千百年来从古到今定下来的一些规则、人的一些面目和地位，在我的这些同学和知识分子朋友当中被颠覆了。
这些对我来说是从新的角度看生活。我很喜欢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叛逆的，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体。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左倾，如果你代表保守势力，人们会觉得你不配做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很qiáng，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右倾派，而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是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丘吉尔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革命党人就没有心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党人就没有脑子。
有时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写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观被洗得乱七八糟。我没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会落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从来不会告诉读者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东西我留给读者去想。在我的小说中见不到绝对的反面人物，这些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有，这是它低级的地方。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虽然我的脑子在美国被大洗牌，但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程度幻灭的。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讲，但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发表。比如有钱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控制了媒体。其实反战言论到处都有，但他们不可能发表。美国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我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恶心透了，这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就会给我鼓掌。
有人说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对“文革”，《天浴》的时候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我的小说基本靠想像力，我很庆幸我的想像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
有个阶段我基本是靠获奖来谋生的，最后将台湾的文学奖得了个遍。因为获奖，整个出版、发行、电影等配套就很顺利了。李安在我的《少女小渔》获奖后，立刻就买下了版权。陈冲导演的《天浴》，《时代》杂志称赞是一部非常jīng美的电影。继而我的英文写作也打开了局面。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只要一看电影就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遗憾的是拍成电影的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现在我正在尝试用英文写作。两种语言最能区别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译的。一个作家能否在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是很考验人的。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jian巨猾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
2004年10月18日
刚到尼日利亚时，我们的房子附近有条笔直的大街，叫作IbrahimBabangida。象阿布贾大部分街道一样，它也是以一个昔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面，就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自由生长的芭蕉树和蒿草形成层层叠叠的绿色，与远处的阿索岩连接起来看，恰恰是绿色大漠中的huáng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见一架破旧的小型发电机在路边轰轰作业，这才发现它发的电是输送到雨林深处的一个教堂去的。教堂是用从旧房残骸中打捞的零碎局部拼凑而成的，因而四面来风，八面采光。看久了，反倒觉得它与它的背景呼应成趣，别具一种风情。前一阵再路过那里，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点痕迹也没有，让我怀疑我曾经看到的是绿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楼。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实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碍观瞻的建筑，一律以推土机夷平。这座教堂的几百教友大多数属于赤贫阶层，教堂被夷平后，他们去哪里过礼拜，听说教，唱圣诗呢？政府的意思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的前任司机依布拉罕姆一日登门拜访，说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对象，为了不带着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们能给他一些“赈灾”贷款。按照尼日利亚的租赁规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须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jiāo给房东。依布拉罕姆是那种最中规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问他房东是否会退还他十个月房钱，他说没那事，房东说他的损失更大，眨眼间失去了房产，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谁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机四处走一趟，阿布贾将只剩那些特给他们挣面子的楼宇，至于千万个从废墟上走出来的依布拉罕姆怎样避暑避雨，他们还是那个意思：你们自己看着办。依布拉罕姆对这个政府早就没了脾气，问他纳了税给政府，政府拿税收为他做了些什么，他笑呵呵地说：“不做什么。”问他为什么在电源紧缺、常常断电的阿布贾看到大白天点路灯，而夜晚黑灯瞎火，他也笑呵呵地说：“一直那样。”再问他为什么满大街的孩子买香蕉、擦车窗，而不上学，他也毫无脾气地说：“上不起学啊。”
推土机推着推着，美国大使馆的当地雇员也开始人心惶惶。即便他们自己的住房幸免于夷平，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总有住在那类“有碍观瞻”的房屋里的。大家开始筹钱，准备接应走出废墟的三亲六故。不仅当地雇员慌乱，美国外jiāo官们也忧心起来：一些便宜餐馆也许会进入被夷平的黑名单。一个周末，大家相约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馆，叫Wakki’s。Wakki’s不仅菜好吃，装饰情调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楼，外面蒙着一层细纱网，以免竹子有缝隙，漏进蚊子。尼日利亚属于半沙漠，旱季从哈拉来的灼热gān风能把树叶和草都chuī焦，因此不是产竹子的气候。但为了这座竹楼的设计，Walkki’s的老板显然从国外进口了竹子。阿布贾没有影院、剧院，没有商场、书店，可消磨周末的无非是几家餐馆，Wakki’s应该居第一或第二。我们长长一溜车队开到Walkki’s所在的小广场，却怎么也找不着它了。天已黑了，一个人在多弯的阿布贾迷路的可能性或许存在，但集体迷路就比较魔幻了。大家下了车，拒绝接受Walkki’s也在推土机履带下粉身碎骨的事实。因为它既不丑，也不陋，比起阿布贾许多煞有介事、不伦不类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们在英领馆举行的苏格兰舞会上，嗅到了Wakkie’s浓郁香气：虽然Wakkie’s被夷平成一行电话号码加订餐广告，英国总领馆依然雇用Wakkie’s来提供自助餐。印度老伴和员工们平和地向大家证实，政府为了确保阿布贾的市容更美丽，把Wakkie’s的竹楼夷平了。这样一个jīng彩的餐馆，连同它的Tandoori吧台，（吧台内厨师们当中表演印度烤肉和飞饼），连同它的进口毛竹以及东方情调一块被夷平了。象所有被夷平的建筑一样，Wakkie’s的一切损失都是活该，别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几个月过去，阿布贾德外jiāo官们对Wakkie’s的缅怀足以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新上任的人从已离任的人那里得到Wakkie’s的口碑，一来阿布贾便打听它，人们不得不一再向后来者重复Walkki’s的壮烈殉难过程。
我们住宅大院的一些门卫也开始秘密地向院内的美国外jiāo官借钱。一个门卫某天拦住了一个年长的美国官员，塞给他一封信，信里称他“爸爸”。年长的美国人理解门卫被绝望所bī而认他这个陌生人做父亲，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适。门卫的住宅将被夷为平地，他希望他认做父亲的人可以借一笔钱给他。年长的美国人来到尼日利亚不久，不知怎样处理这种局面，想请教管理处的负责人。但过了几天，这个门卫便从大使馆消失了。门卫向大使馆的美国工作人员借钱是违反规定的，这一点那个门卫很清楚，只是人在绝望中，连失业的危险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从城市向郊区推进。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志于教育，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一个人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最困难时期，阿奇邦连教室的租金都勉qiáng支付，但他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学校也将被夷为平地。既然政府嫌穷校长为穷孩子们租的校舍难看，那么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来支持阿奇邦这样的教育志士呢？政府是由一帮贪官组成，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东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诉得不到理会。夷平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从阿奇邦的脸上，我就能读出那个荒谬悲哀的倒计时。终于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洁，路过我窗口时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他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们就要在这天告别。过了几天再见到他，他似乎变了个人，没有半点曾经的踌躇满志，眼睛也躲着人。失业的他，难免成为希望小姐的负担，现实对他这样十多年寒窗读出大学文凭的男人无疑是难堪的。不久他去了驾校，但在一个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驾驶员的位置也是千载难逢。于是他又去学修理，想在美国大使馆gān一点修理的零工。却是连这样的屈就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小两口仍然只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资生活。后来听说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儿院给孤儿们上课去了。那是个不挣钱、相当于义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义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饭吃有房住，一无所有的阿奇邦做义工的心情一定和戴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从我窗前走过，都是个匆匆的影子，头埋着，希望自己尽快淡出画面。他一直想攒够了钱迎娶希望小姐，失业后只能无限期推迟婚期，并挤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里。阿奇邦的样子让我感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夷平运动，在他的个性中也夷平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