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们在移民局官员眼里早就是反派。
彼得的脸好看了，笑起来，我的故事娱乐了他。
他说：妹妹，你知道吗？我常常庆幸那天去莫里埃餐馆考试。
我说：我想说的是我伯伯他们不在乎多做一次移民官眼里的反派。不就是一份经济担保吗？他们有的是办法。华人在美国的公民权缺项很多：不能上法庭作证之类。不过办一张纸的担保，是太小的一桩事。
这天分手的时候，彼得问我下回在哪里约会，什么时间。
我们约定三天后在唐纳德的诊所见。那天晚上彼得值夜班，他一个人既做医生又做看护，还兼清洁工。老爱尔兰人发现难民非常好用，给彼得的每一分薪水都赚回本钱。在他的诊所约会还有一个原因：他将为我拆下石膏。他把工具都借来了，灯泡换成最大的。等我脱了衣服，他一身白地走进来，白制服加上口罩帽子，两只眼更大更黑。
你一定明白，那时男女恋爱不像现在。现在的男女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恋爱所有进程。我们脑筋似乎不往性事上想，欲望很容易满足，拉拉手，拥抱一下，就甜美得无以复加。当然，还有接吻。一个吻能够点燃多少啊！可让点燃的部分只向心灵方向燃烧，正是我那个年纪的女孩所要的。因此，让彼得给我拆下石膏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进行这件大事，彼此不看对方的脸，我用种种玩笑来消除尴尬和持续上涨的压力。现在人们看开这种事了，管它叫性压力。
我的皮肤有一片溃烂，是一个热疖子化脓引起的。彼得轻轻地为我消毒，手指尖像蘸了碘酒的棉球一样冰凉、柔软，让我放心。我把我的身体给他了，他却把热恋者的角色和医生的角色以白大褂严实地隔开。
你真棒。他轻轻地说。
指什么？我问，感觉脸红了。
他说：有这么qiáng的耐痛能力。
我不吭气了。
这时他已经注she了麻药，用手术刀在疖子上划了一下。然后他的手指狠起来，排出了脓血。然后他给切口缝针。
我突然说：彼得，问你一个问题。
他把一块纱布贴在缝合的伤口上。
他替我问了：我是不是和其他女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
他说：女人都要问的。
他故作老练的样子更加傻乎乎的。
我说：那就是说，你有过？
他说：嗯。
我脑子里轰响一声。太意外了。
我说：爱她吗？
他说：爱。他的语法时态是过去式。
他毫不犹豫。毫不支支吾吾。毫不注意我由红而白的脸色。他宁可伤害我也不愿麻烦他自己，把这样的底细jiāo代得婉转些。反正他诚实坦dàng，我要觉得受伤是我的事，我找上门让他伤的呀。
我问他那为什么又不爱了。他还是客观冷静地说不怪他俩，是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犯法。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那个姑娘是不是奥地利人？德国人。我们同校。她比我小一届。我心里想，在美国，中国人和白人通婚也犯法。但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我在全力忍痛。
现在想想，我当时太不近情理，居然要求彼得的感情史和性史都空白一片，只能由我来填写。他怎么可以爱一个德国女郎？我觉得他在认识我之前已经背叛了我。爱一个自认为比你高贵优越的种族的女儿，爱一个盛凌于你、欺rǔ你的民族的女儿，彼得早早地就背叛了我，并且欺骗了我。我在那个爱起来横蛮无理的岁数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他说：妹妹你还好吗？请别这样拉长脸。
我坚持沉默。
他说：你问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假如你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过去的事……
我说：我过去没有事！
他说：你有也没关系，我接受你，就要接受你的过去……
我没有！
他看我霍然站立在他面前，上身除了一块纱布什么也没穿。
你没有也不是我的错啊，他耸耸肩。
我低沉地说：你记着，你现在看见的身体，从来没让任何异性的眼光弄脏过！
他说：怎么能说这是脏呢？
我已经转过身，快步走到衣架边取下我的衣服，背朝着彼得穿上了。
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对你说他从来没碰过女人，你信吗？彼得用一种清醒局外的声调，在我身后说道。他似乎在为我和那个蒙冤的彼得拉架，找回公道。
我拿了小包就往门口走，目光划过他伤心委屈的脸，心软了。
然后他又说：你假如告诉我，你过去杀过人，我都不会因为你说实话而这样惩罚你。
我火又上来了。他居然热恋过蔑视他的人。真是贱。他和我这出罗曼史的开场只因为那一出不得不闭幕。假如他追求上了那个德国女人呢？假如没有那道法令，他不就犯贱成功了？！我心里想着，一面从包里取出口红来涂。
彼得说：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过去如何。
我朝他扬扬手：再见了，明天一早还要挣口粮钱。我心里说的是另一句话：我的小彼得，我没有过去；我的过去空下来在等你。原来白等了一场；你的过去那么无情地背叛了我的过去。
他说：我说什么你才不走呢？他看着我的样子怪苦的。
我说：真得走了。太晚不安全。我住的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他说：你的口红全到牙齿上了，亲爱的。
那我的样子一定可恶而狰狞。他可真局外，真冷静啊。
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在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chūn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嗞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磨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嗞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嗞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yīn冷cháo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yīn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
结果我们都点了热狗。
我问我父亲，去内地的事情怎么和他小夫人谈妥的。他说他本来早就要走，可凯瑟琳怀孕了。后来她承认是为了拦住他编出的谎言。俩人吵到离婚边缘，凯瑟琳求饶了。我父亲先去那边安置下来，再设法把凯瑟琳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