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来，我知道他们在想：怎么？连握手告别的礼节也免了？
彼得也觉得我不给他争气，那么潦草就告了别。
这时我已走到了门口，一手提着长筒袜（在别人看是毫无必要地提着裙子），给寇恩夫妇和寇恩小姐深深鞠了一躬。
看看他们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归结为“她是中国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没提这次会见的任何细节。
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玩主。什么东西都爱玩，玩玩就会，一会就扔。溜冰也是。我喜欢的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穿着短裙、紧身裤，戴小帽子，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瞎晃悠。彼得溜冰也溜得相当好，我说过这人gān什么都不把自己当龙套。
溜冰场在大世界里面，夜里十点多了，还是喝彩、口哨、欢呼、尖叫……谁也听不见自己说话，但每个人还在不停地说。上海就这么可怕，什么时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乐，没有明天似的。空虚无聊的人不得不享乐，他们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发了财心情好的必须在这里飞旋，破了产要跳楼的更需要在此横冲直撞。像彼得这样满心向往的人，一步一驰都离大洋彼岸更近似的。我和他手牵手，热风擦着面颊而过。我原来心里的窝囊和疑问都不再烦扰我。享乐是恶性传染病，溜冰场上有不少犹太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子都得赚到手。
我跟彼得热得一头一鼻子汗，红脸蛋对红脸蛋，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水，狂喜的脸如同面具一样罩在我们脸上。面具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在进入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头：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gān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运南洋木器、运藤器竹器的船只，向葡萄牙远航。彼得像这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体带到前面，而把思维拉在后面，脑子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进发的一步。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眼，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露出来了。日本人一旦彻底出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种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子在这一刻玩忘了，跟那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点，浑身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皮夹子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bào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感觉。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塞几张钞票。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食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马上乘车，便独自沿着马路往前走。婆娑的树影浓黑，莫测得很。我这样一个蓄谋害别人的怕谁害？
我的心情越来越坏。自我厌恶到了极点。我真是无救。尤其跟彼得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毫不愧悔地又去开始他一天十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而让我有漫长的一整天来自我厌恶。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条，每个行为完成一任务，每个任务离预达的目的地更进一步。可我玩完了什么都完了。他把几张钞票塞在我手里，我跟那个红衬衣犹太小伙子的中国舞女有什么不同？
我终于叫了一辆huáng包车是因为我想省鞋。皮鞋成了那时最昂贵的东西。因为只有鞋很难去将就穿旧货。我走路为了省车钱，坐车又为了省皮鞋，就这样一个寒酸女人玩起来也是不要命的。
到了家快五点了。
一早凯瑟琳就来敲门，说昨夜艾先生叫人送了一些钱来，还有一张小纸条给我。她把小纸条和钞票都从门缝下面塞进来。我赤脚跳下chuáng，捡起纸条，把钞票又推出去，大声说钱就用在家里的开销上好了。
杰克布说他一时不能回来看我，如果我想见他的话，今天晚上可以乘轮渡到浦东去。他会接七点半那班船，不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不会在办公室。
我匆匆起了chuáng，七点多我就走出门去。
我穿着白帆布力士鞋，步行到了十六铺。我找到了菲利浦介绍给我的一位老板，他在澳门、南洋以及中国大陆之间走私烟土、jì女、劳工、猴子，还有就是马戏团用的驼背和侏儒。此人有个嗜好，再忙都会到粤剧团票戏。所以我按照菲利浦的建议，背熟了粤剧名角们的身世和唱腔特色，跟他聊了十多分钟。菲利浦告诉我，粤剧对于这位老板就像老酒，十分钟就把他聊醉了，然后什么都好说。我厚了厚脸皮，问他能否在把彼得和我走私到澳门去的价钱上给个折扣。他果真醉了，手指头捻了捻我的脸蛋，说可惜我不上台，否则他可以把我捧成个角儿。
那一阵我随身带有一张备忘录，上面记着逃离上海前必办的事务。当我从人口走私贩的办公室出来，成功地把价钱杀下去三成，我用笔在备忘录上又画了一道。太阳把白纸照得晃眼，最后一项该办的事是给彼得染头发。一个自称法国混血的俄国犹太女人在南京东路开了个理发沙龙，她会把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染成金色。把彼得的一头黑染发成杰克布的深栗色，太不在她的话下了。
快离开董家渡时，我突然觉得肚子饿得作痛，昨天夜里溜冰，彼得和我都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心照不宣，我们要为未知的彼岸生活做准备，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我走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边，买了几个浑身创伤的桃子当午饭，然后借了果贩的刀，打算剜下溃烂的桃肉。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油污工装的男人。
至少花了几十秒钟，我才认出眼前的人是谁。日本人的桥头大厦几乎给罗恩伯格造了另一张脸：额头到鼻梁再到颧骨，一道大疤斜劈过来，疤痂刚刚脱落，露出鲜嫩粉红的新皮。
我跟他握手时说，要是在晚上，我恐怕得花十分钟才能认出他来。
花了我母亲十五分钟！他笑呵呵地说。
他那脸一笑更烂。
他跟我说杰克布刚刚走，假如我不是弯着腰挑水果的话，说不定杰克布会看见我。我问杰克布来这里做什么。罗恩伯格说是来他们公司谈生意的。菲利浦投资的燃气基本上可以投产了。
罗恩伯格说他要去吃午饭，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个好吃而便宜的中国餐馆。我说我很乐意做饮食向导。说着我悄悄地把千疮百孔的桃子丢在水果车下面的地上。我跟我的小继母学得很好，吃一肚皮糠，面子还是光溜的。我的白力士鞋底子磨得纸一样薄，面子却给鞋粉涂得雪白无瑕。顾妈涂的鞋粉比老日本歌伎脸上涂的妆粉还厚，脚步重一点，粉白的表层就guī裂出旱田般的口子。
我们吃的是上海最便宜的馆子，罗恩伯格也不讲究了，jī也好，鸭也好，不按犹太教规宰法，他都只管吃。食物的紧缺在哪里都看得到，馆子的小二端来的米饭全是碎米粒，用硫磺熏过，白得瘆人。
我们就着两个菜和两碗碎米饭谈罗恩伯格的第二百零九项发明。因为燃气公司涉及的技术程度很高，菲利浦又在犹太难民中招聘了二十名化工学科的大学生。现在温家的产业亏空是休想堵上，菲利浦索性撒开手让罗恩伯格去经营。盈也好，亏也好，就是挣扎不好，菲利浦停止了力扳亏局的挣扎，反而舒服了。
杰克布要买的，是他的另一项发明，一种膏状燃烧剂。
跟罗恩伯格谈到杰克布时，我觉得那是个不同的杰克布·艾得勒。我根本不认识罗恩伯格嘴里的杰克布·艾得勒。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讲起来比较抽象，比较造作，但实际上他确实是有一层抽象人格的。那个杰克布渴望大动作，不放在大动作中他反而是假象。他的父母、两个哥哥、我、他自己，看到他足够的假象。你必须给他行动，否则他那种攻击力和毁坏力，他那躁动不安、神经质的能量就会毁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所谓大动作，就是硬碰硬的对抗冲突：生对死、善对恶、我对敌。他的家庭带着他在一九三三年离开德国，错过了“水晶之夜”那样硬碰硬的对抗冲突，而在上海，他心里一定常常呐喊：啊哈，我可没白来，我可终于没白活！
这个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的晚上，当我见到杰克布的时候，我就试图把罗恩伯格描述的杰克布和我认识的他jiāo叠。但是办不到。他这人和我有同样的毛病，自我厌恶。谈着谈着，他就嬉皮笑脸，恶嘲那个庄重的自己；他对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那个杰克布是自我厌恶的，而他对嬉皮笑脸、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的那个杰克布也是自我厌恶的，因此他在说“我太想你”的时候，一个哂笑马上冒出来，表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呢，信不信都行。
我从渡船上走下来，他迎着我站着，早就等烦了的样子。我想他千万别动，别当着挑菜担子或者独轮车上装满jī笼子的人群冲上来，把我一抱什么的。这件尴尬事总算没出现，看来杰克布挺尊重中国国情。他现在学会悄悄把你的手一捏，或在你脸蛋上飞快拍下之类的偷袭式亲昵。偷袭式亲昵适合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尤其上海。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huáng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she我一下，又照she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个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chūn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gān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