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bī他弹琴，死bī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物，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jīng光四she，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jiāo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的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四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之极的眼睛只看见世海。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gān吗，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像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扫视。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儿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日本人通过一个翻译说，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学校里有反日分子，并且利用今天的音乐会进行反日宣传。现在他们的连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学校的所有出口。反日分子请不要连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们，请自己站出来吧。
美国人开始受不了了。请日本军人立刻滚出去，这里是美侨的领地，美侨好不容易开个音乐会乐呵乐呵，他们还要编借口来煞风景。
美国式大嗓门像美国牛排一样，这时特别解气。
打头的日本军曹说：好，没人站出来。我们就只好搜查了。
他们不一会儿就从礼拜堂的钟楼上押出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儿。就是先前满脸事关重大的那帮小男子汉。
他们的家长在客人之列，立刻站出来，质问日本兵是否有证据。
全城到处都是证据，日本军曹说。他们帮地下抗日分子到处张贴反日标语！其中一个日本兵“刷”的一声抖出一张“证据”：一条抗日标语连同寻人启示、租房启示、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一块被揭了下来。标语的大致内容说：俄国、英国、美国都将支援中国军队打回江南。
那你们怎么能确定是他们张贴的？一个相貌年轻的母亲说。要么你就抓贼捉赃，要么你就是胡乱栽赃！
翻译颇费了一会儿事才让日本兵明白了这两句话。
日本军曹说：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当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美国女教务长说：那好，他们是我学校的学生，假如他们真的犯有你们所指控的反日行为，我们先要以校纪整肃。
日本军曹一摆脑袋，手下们一下子端直了枪，几步冲到温世海面前，用枪头杵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胸口上。谁也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从挂衣服的衣架下面拽出几张卷起的长条纸，不用打开就知道它们的材质和那张标语一模一样。
世海显然是害怕搜身，想趁早把“证据”转移。却被那个三十来岁的日本兵抓个人赃俱在。
彼得一直到这一刻才完全醒了。他脸色灰白地看着日本兵的枪托一下一下落在世海头上，身上。一米七二的世海滚成了一个球。我上去拉他，又惹那日本人来了火气，一枪托朝我的肩膀夯下来，若不是我躲打躲得好，肩膀一定脱臼了。
彼得大大地睁着两只黑眼睛，似乎伤心和委屈同时涌上来：怎么走到哪里都躲不出残忍和bào力？！他原以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连厄运都可以降到零，可一回神，自己又在流血汩汩、狰狞面目的图景中了。
整个餐会起义了，各种语言在叫喊：“停止打人！停止行凶！……”
十多个日本兵从院子外赶进来，开着冷气的前厅刹那间一阵热烘烘的汗臭。
日本军曹打人打得他自己脸也煞白。他拎起被他打成一球的温世海，指着前面被搜捕出来的几个男学生，问谁是头头。
温世海鼻子以下一片血肉模糊。他避开日本兵的bī视，身子尽量躲到一下子打不着的地方，左肩斜出去。似乎他练过拳击，正采取防御姿态。
日本人连吼几遍，世海终于抬起眼，朝那几个男学生看去。这时一个母亲说话了：詹姆斯·温，你自己做事自己当，往阿拉凯文这里看啥看？！不作兴血口喷人的，阿拉凯文没证据被人家日本人捉牢！侬血口喷人也没用！……
世海是好样的，赶紧把眼光收回，快速眨巴着松松的眼皮。
日本人通过翻译对世海说，他若不jiāo出头头，就得去宪兵队坐牢。
我用英文跟世海说：别怕，你父亲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不会让你吃太多苦头。我这就去通知你父母。
不少人开始拿包拿帽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多岁的日本兵却宣布，每个人想要离开，必须要经过搜身。女士们相互搜身，坤包jiāo给士兵。
又是一片各种语言的抗议。日本兵像是没听见，严谨负责地把男宾女宾分开，又看着女宾结成双对，把手伸在对方仅裹着袒胸露背丝绸衣裙的身体上。亏他们想得出这样失体统的法子。
唐纳德医生嗓门最大，雪茄烟一样粗的手指点着日本兵说，他要让美领馆发抗议照会。
所有日本兵都是只忙自己的，你们说什么话解气就说什么，随便，请吧，只要你们按指令抬起两手，脱下皮鞋、解下裤腰带。
女宾们都穿着绢纱的jī尾酒会小礼服，坤包里的东西也一目了然，除了粉盒、小手绢，就是易带的香水、檀香扇，无非如此。我是最后一个被搜查的女宾，日本兵叫了一个学生的母亲来搜我的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在男宾队列里的彼得吁出一口气。
出了礼拜堂，我向美国女教务长打听，能不能用她的电话跟詹姆斯·温的家长联络，女教务长叫我放心，她已经吩咐人去通知了。
这时，两个日本兵正把世海架到三点钟的酷日下。彼得冰凉的手按在了我那挨了一枪托的肩上。
我转过脸看着他。我心里在说，彼得，看见了吧？有国土也没用，人家找到你的国土上来作践你。
他的手在我受伤的肩头抚摸着。
彼得说：你的阳伞呢？他看见我在毒太阳下皱紧眉头。
我走回礼拜堂，七八个穿雪白制服的侍应生正在撤下餐盘。摆得像珠宝一样的俄国鱼子酱图案尚未被破坏。地狱中的天堂塌了个墙角，四五个日本兵仍在对那几个少年反日英雄盘问。他们的父母坐在一旁，母亲们不时擦着泪或汗。那个叫凯文的学生西装上全是污黑的尘垢，显然在钟楼上某个积了半世纪尘土的角落和日本兵捉迷藏。
我对日本兵比划着：阳伞。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rǔ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
就在这一刻，我和面前的年轻日本兵脸对脸。我真该服一服软，舍弃那把舶来品阳伞掉头走去。可是我的病态自尊心大发作。“啪”的一声，我按了一下小包的搭扣，金属的包口像贝壳一样张开。我取出我的美国护照，给年轻的日本兵看了一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你占领国的公民，别跟我神气活现。
他翻了翻护照。我在他眼里太神气活现。他gān脆一横心，枪杆子抵在我身上。
按说他这样耍横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正在盘问那些小嫌疑犯。
彼得不放心了，从院子那头跑过来，一面叫我：May！妹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喜欢叫我的rǔ名了！）不值得的！……
彼得，可怜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仍然落个斩尽杀绝的下场。那是我在心里说的。
彼得的规劝让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一闪，从步枪旁边绕了过去。我的伞就在那衣架下面搁着。我穿过日本兵的步枪she程向衣架走去。在租界打死一个美国身份的人，大概会有点后果，我正是依仗这一点。他们在三七年冬天攻占南京时假装误击，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上面载着大半个美国领事馆，但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误击”。
站住！日本兵喊道。（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语气我知道他一定勒令我“站住”。）
我已经到达了那个衣架前面，无所谓站住不站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指指挂靠墙斜倚的那个白色绸伞。伞是旧货店买的舶来品，用降落伞绸做的，十分牢固，晴雨两用。我的背现在是个好靶子，黑dòngdòng的枪口怎样发she命中率都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