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jī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她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住上半身，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jī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jī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luǒ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rǔ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jī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jī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jī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她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jī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jīng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jiāo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袒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被买走了！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dàng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qiáng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yīn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qi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