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里昂的侧影，专注得睫毛如同bào风雨前的草尖。我的手在他下面稍稍一动，他便迎合上来，让我们都换了个姿势。他物质的生命专注在棋盘上，他其余的生命专注于我。似乎这专注从我见到他不久就开始了。无论多少事插进来，都从没有打断这专注。
我这样设想下面的谈话——我说：里昂，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位未婚夫，我们很相爱，他为了我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我是说，失业；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美国国务院有规定，美国外jiāo官跟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发生正式罗曼史，就必须主动向安全部门jiāo待……
里昂会瞪着眼等我说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开一大堆的不相gān，终于到达了事情的要领。而直到我嘟嘟哝哝全讲完了，他还是找不着要领。他会继续无辜地瞪着我，认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达差劲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领。我用了那么多“因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逻辑。我有未婚夫，这和他有什么矛盾呢？我将和我的未婚夫结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爱，难道他里昂有半点企图要取缔，或者取代？我蝶蝶不休在澄清一个对于他始终没有混淆过的事情。他瞪着我，我明白他瞪着我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懂，现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里去了；你的胡扯让我想到人世间俗不可耐的那桩事情，人们管它叫“三角恋爱”。里昂会觉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qiáng调不得不给他也划个身份，而给他划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对题。
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进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煞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它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失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jīng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血统暗暗输入jīng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之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个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gān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jīng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个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chuáng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语辞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艺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还享受得起——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是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的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
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dòng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cháo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败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làng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gān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chuī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衷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衷。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衷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gān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
翰尼格教授背着光坐着，两个鞋底正面朝着我。他每咬一口苹果，逆着光线我可以看见他牙齿在果肉上溅起的细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荤腥，大致靠水果、生菜过活。他这样素净的饮食已吃了十来年，把身体的污染控制到最低点。但他却抽着一个大烟斗，常常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急急忙忙上到楼顶平台，在那里一烟锅接一烟锅，回肠dàng气地抽上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次上他的课，课间大家都在餐饮室吃够喝够，混到身上仅剩几个钢蹦儿才回教室也不会迟到。
我对他毫不负责的称赞满口说着“谢谢”。
我突然说：你认为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样？
他没料到我会突如其来地务实，两个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无端的抖动，使我看见＄69．99旁边的减价印痕，红色的墨写上去的。在芝加哥烂污的雪里行走，这些痕迹保持着清晰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远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他在雪地里穿的是双旧皮靴，进了办公室才换上新鞋。他给人袜子也顾不得穿的马虎随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实，他其实是个充满细节的仔细男人。因而他马马虎虎地夸奖你更不能当真，那做出来的马虎比真马虎更可怕。我一句实质性的发问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动作，想在拖长的咀嚼过程中想出招儿来对付我。
我说：你能到系主任那里帮我说句好话吗？
他咽下苹果，拿起餐纸，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说：我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这学期成绩突出，文字的发表量也该算大的。不是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