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chūn》、《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jiāo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12/09/1999)
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学生﹐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当时怎么也分不清上课和下课的铃声﹐经常是在下课铃响时去教室上课﹐与蜂拥而出的同学们迎面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错了。那时候我喜欢将课本卷起来﹐插满身上所有的口袋﹐时间一久﹐我所有的课本都失去了课本的形象﹐像茶叶罐似的﹐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滚动起来。我的另一个杰作是﹐我把我所有的鞋都当成了拖鞋﹐我从不将鞋的后帮拉出来﹐而是踩着它走路﹐让它发出那种只有拖鞋才会有的漫不经心的声响。接下去﹐我欣喜地发现我的恶习在男同学中间蔚然成风﹐他们的课本也变圆了﹐他们的鞋后帮也被踩了下去。
这是1974年﹐或者1975年时期的事﹐ 文革 进入了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压抑和平庸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dàng﹐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自己的自由了﹐我感受到了无聊﹐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地说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应该说﹐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我在音乐课上学唱的都是我已经听了十来年的歌﹐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都能够看见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它们不会吸引我﹐只会让我感到头疼。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
我曾经被这样的两句话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位很早就开始写作，后来又被人们完全遗忘的作家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在这里，他们都否定了“看法”，而且都为此寻找到一个有力的藉口：那位辛格家族的成员十分实际地qiáng调了“事实”；古希腊人则更相信不可知的事物，指出的是“命运”。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事实”和“命运”都要比“看法”宽广得多，就像秋天一样；而“看法”又是什么？在他们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片树叶。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
后来，我又读到了蒙田的书，这位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家告诉我们：“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他说：“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满矛盾？多少昨天还是信条的东西，今天却成了谎言？”蒙田暗示我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个世纪以后，很多知名人士站出来为蒙田的话作证。1943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1927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我知道能让蒙田深感愉快的证词远远不止这些。这些证人的错误并不是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地拥有着上述看法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就像1899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有趣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未来却牢牢地记住了他们，使他们在各种不同语言的报刊的夹缝里，以笑料的方式获得永生。
很多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知道的事就不要说。”这似乎是谨慎和谦虚的质，而且还时常被认为是一些成功的标志。在发表看法时小心翼翼固然很好，问题是人们如何判断知道与不知道？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大加议论，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并且乐此不疲。这是不是知识带来的自信？
我有一位朋友，年轻时在大学学习西方哲学，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口池塘，别人的书就像是一块石子；石子扔进池塘激起的是水波，而不会激起石子。”最后他这样说：“因此别人的知识在我脑子里装得再多，也是别人的，不会是我的。”
他的原话是用来抵挡当时老师的批评，在大学时他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学生，现在重温他的看法时，除了有趣之外，也会使不少人信服，但是不能去经受太多的反驳。
这位朋友的话倒是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发表看法的人，很可能经常将别人的知识误解成是自己的，将过去的知识误解成未来的。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笑话。
有一些聪明的看法，当它们被发表时，常常是绕过了看法。就像那位希腊人，他让命运的看法来代替生活的看法；还有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尽管这位失败的作家没有能够证明“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但是他的弟弟，那位对哥哥很可能是随口说出的话坚信不已的艾萨克．辛格，却向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格的作品确实如此。
对他们而言，真正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当别人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似乎是路口，那些jiāo叉的或者是十字的路口。他们在否定“看法”的时候，其实也选择了“看法”。这一点谁都知道，因为要做到真正的没有看法是不可能的。既然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同样可以行走，一个具备了理解的人如何能够放弃判断？
是不是说，真正的“看法”是无法确定的，或者说“看法”应该是内心深处迟疑不决的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看法就是沉默。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发出声音，包括希腊人、辛格的哥哥，当然也有蒙田。
与别人不同的是，蒙田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怀疑主义的立场，他们似乎相信“任何一个命题的对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
另外一些人也相信这个立场。在去年，也就是1996年，有一位琼斯小姐荣获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私人基金会设立的“贞洁奖”，获奖理由十分简单，就是这位琼斯小姐的年龄和她处女膜的年龄一样，都是38岁。琼斯小姐走上领奖台时这样说：“我领取的绝不是甚么『处女奖』，我天生厌恶男人，敌视男人，所以我今年38岁了，还没有被破坏处女膜。应该说，这5万美元是我获得的敌视男人奖。”这个由那些jīng力过剩的男人设立的奖，本来应该奖给这个性乱时代的贞洁处女，结果却落到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手中，琼斯小姐要消灭性的存在。这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对那些好事的男人来说，没有性肯定比性乱更糟糕。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由此可见，我们生活中的看法已经是无奇不有。既然两个完全对立的看法都可以荣rǔ与共，其他的看法自然也应该得到它们的身分证。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笑忘书》里，让一位哲学教授说出这样一句话：“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的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这句话很受欢迎，并且成为了一部法文小说的卷首题词。这句话所表达的看法和它的句式一样圆滑，它的优点是能够让反对它的人不知所措，同样也让赞成它的人不知所措。如果摹仿那位哲学教授的话，就可以这么说：这句话所表达的最重要的看法在於看法的不存在。
几年以后，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旧话重提，他说：“……这不过是一些jīng巧的混帐话。当年，70年代，我在周围到处听到这些，补缀着结构主义和jīng神分析残渣的大学圈里的扯淡。”
还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指出甚么，也不是为说服甚么，仅仅只是为了乐趣，有时候就像是游戏。在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故事《特隆．乌尔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里，述者和他的朋友从寻找一句名言的出处开始，最后进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那句引导他们的名言是这样的：“镜子与jiāo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同样使人口数目增加。”
这句出自乌尔巴尔一位祭师之口的名言，显然带有宗教的暗示，在它的后面似乎还矗立着禁忌的柱子。然而当这句话时过境迁之后，作为语句的独立性也浮现了出来。现在，当我们放弃它所有的背景，单纯地看待它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这句话里奇妙的乐趣所深深吸引，从而忘记了它的看法是否合理。所以对很多看法，我们都不能以斤斤计较的方式去对待。
因为“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而且“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这些年来，我始终信任这样的话，并且视自己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知道一个作家需要甚么，就像但丁所说：“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