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cháo”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gān卑劣yīn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jú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huáng色的细碎的野jú，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she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yīn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摽窃了去，自然他们自己书籍的销路大受影响了。”又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的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
（3）“创作冲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中说：“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的让它过去了。”又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4）狸猫充太子这是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故事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崑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有这样的情节：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立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5）游戏三昧佛家语。这里是无挂无碍、泰然游戏的意思。
（6）吕纯阳（798—？）即吕dòng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京兆（今陕西长安）人，隐居终南山。民间传说他后来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如“三醉岳阳楼”、“三戏白牡丹”等在民间很流行。
（7）当时有些出版商任意编选作品牟利，编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评论。如一九二二年由鲁庄云奇编辑、小说研究社发行的《小说年鉴》，其中收有鲁迅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在评论中竟说《兔和猫》是“进化论的缩写”，对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的排校错误不仅未予改正，还添了新的错误，如将“我说不然”排成“说我不然”等。
（8）“烟士披离纯”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9）“gān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gān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10）“高头讲章”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
（11）藏之名山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12）《资本论》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共三卷。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15）编译馆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现代评论》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17）“打落门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8）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8）。
（19）制艺的选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漓尽致的描写。
（20）DF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