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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勃尔根(2)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3),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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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4)(《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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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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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6)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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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nüè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jiāo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bào徒”!
如此残nüè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shòu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7),仅有一点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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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任虎láng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nüè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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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8)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dòng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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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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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gān?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尔根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这里引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报》)。
(3)叔梁纥chūn秋时鲁国人,孔丘的父亲。按孔丘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稣生年早五百多年。
(4)关于《现代评论》收受津贴一事,《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又章川岛在《语丝》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说到这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
这两篇通信都揭露了当时《现代评论》收受津贴的事实;对于这两篇通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曾经加以辩解,说他个人并未“每月领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够证明他“领受过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jian的《现代评论》。”
(5)这是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216页注(10)。
(6)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十二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pào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pào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三月十六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以内2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she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多人受伤。这天是星期日,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孙绳绳”语见《诗经·大雅·抑》:“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 没齿而无怨言 (4)。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