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５〕，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jīng，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jīng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６〕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７〕。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８〕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９〕，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１０〕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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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３〕《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编撰。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亦纪昀编撰，各书提要较《总目》简略，并且不录《总目》中“存目”部分的书目。
〔４〕“食菜事魔”五代两宋时农民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提倡素食，供奉摩尼（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为光明之神。因此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有“食菜事魔”的说法。宋代庄季裕《jī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１１２０—１１２１），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luǒ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５〕“十彪五虎”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６〕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７〕“我大清”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８〕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９〕“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１０〕《世界史教程》苏联波查洛夫（WXYGZ[\G，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有中译本两种，一为王礼锡等译，只出第一分册，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种为史嵛音等译，出了第一、二分册，骆驼社出版。鲁迅说此书只译了一本，可能是指前一译本。《中国社会史》，苏联沙发洛夫（]^P[_[\G，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jiāo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jiāo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jīng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jīng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jīng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