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韦杰三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chūn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
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gān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国十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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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３〕指韦杰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但是这位先生脑海中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不知鲁君可曾见过拳匪？若系见过义和团，断断不至弄到这等糊涂。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蛊惑；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shòu舞。若言技击，则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谓规行矩步。鲁先生是局外人，难怪难怪。我敢正告鲁先生曰：否！不然！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以上驳第一段）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必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了。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有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三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居然饮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赐，真真不少也。我想一个半废之人，尚且可以医得好，可见从那位真真正正外国医学博士，竟输于拳匪，奇怪奇怪，（这句非说西医不佳，因我之学体操而学拳，皆得西医之一言也；只谓拳术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已。）这就是拳术的效验。至于“武松脱铐”等文字之不雅驯，是因满清律例，拳师有禁，故此 绅先生怕触禁网，遂令识字无多之莽夫专有此术；因使至尊无上之技击术黯然无色；更令东瀛“武士道”窃吾绪余，以“大和魂”自许耳。且吾见美国新出版有一本书，系中国北拳对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学，不识蟹行字只能看其图而已。但是此书，系我今年亲见；如鲁先生要想知道美国拳匪，我准可将此书之西文，求人写出，请他看看。（驳原文二，三段）
原文谓“外国不会打拳”，更是荒谬。这等满清王公大臣，可谓真正刚毅之不如。这一句不必多驳，只可将Ｂｏｘｉｎｇ（此数西文，是友人教我的。）这几字，说与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枪pào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冲锋，这就恐非鲁先生所知，必须参用拳匪的法术了。我记得陆军中学尚有枪剑术，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绘的图形，依旧逃不出技击术的范围。鲁先生，这又是真真正正外国拳匪了。据我脑海中记忆力，尚记得十年前上海的报馆先生，犹天天骂技击术为拳匪之教练者；今则人人皆知技击术与义和团立于绝对反对的地位了。鲁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请大胆出门，见识见识。我讲了半天，似乎顽石也点头了。鲁先生得毋骂我饶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会说客气话，只有据事直说；公事公言，非开罪也。满清老例，有“留中不发”之一法；谅贵报素有率直自命，断不效法满清也。
粤人陈铁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内功”非枪pào打不进之谓，毋qiáng作内行语。
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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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通信”栏，在陈铁生文后。
拳匪，一九○○年（庚子）我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
〔２〕陈先生即陈铁生，名绍枚，字铁生，广东新会人，新闻记者。早年参加过南社。当时任上海jīng武体育会编辑，编有《技击丛刊》等。
〔３〕《克林德碑》陈独秀作，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文中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并举出马良《新武术》的出版作为这种思想影响的例子之一。克林德，德国驻华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于北京西总布胡同口。一九○二年，清朝政府被迫按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在该地建立“克林德碑”。一九一八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贩，此碑被拆迁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
〔４〕《新武术》即《中华新武术》，当时的济南镇守使马良所著的一本讲授武术的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四科。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分别出版过该书的前两部分；封面标明“教育部审定”。《新武术》序为马良本人所撰，原题《〈新武术〉发起总说》，其中说：“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
〔５〕指王讷，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时，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经众议院表决通过。〔６〕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７〕东瀛的“武士道”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道德，主要内容为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仍宣扬“武士道jīng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