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赵令仪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２）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３）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４）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５）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bī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６）“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７）“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qiáng“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８）“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pào声，不愁pào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２）。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３）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４），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chūn》，《谢谢毛毛雨》（５）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６）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