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张之dòng的《书目答问》参看本卷第195页注（26）。
（6）本间久雄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中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7）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
（8）《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làng斯基（a.
（9）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10）进研究室“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11）培那特萧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襱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12）勖本华尔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籍》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bī，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jiāo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qiáng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jī（15）的jī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