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咬着辣椒
上海近来多了赵大爷赵秀才一批的人,握了尺棒,拚命想找到“阿Q相”的人来出气。还好,这一批文人从有色的近视眼镜里望出来认为“阿Q相”的,偏偏不是真正的阿Q。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的何家gān,看了我的《提倡辣椒救国》(见本刊十二号),认北方小孩的爱嗜辣椒,为“空前绝后”的“奇闻”。倘使我那位北方朋友告诉我,是chuī的牛皮,那末,的确可以说空前。而何家gān既不是数千年前的刘伯温,在某报上做文章,却是像在造《推背图》。北方小孩子爱嗜辣椒,若使可以算是“奇闻”,那么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为什么也有烟瘾呢?
何家gān既抓不到可以出气的对象,他在扑了一个空之后,却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倘使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
敢问何家gān,戴了有色近视眼镜捧读《提倡辣椒救国》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北方”两个字?(何家gān既把有这两个字的句子,录在他的谈话里,显然的是看到了。)
既已看到了,那末,请问斯德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个的日耳曼?亚伯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个的不列颠群岛?
在这里我真怀疑,何家gān的脑筋,怎的是这么简单?会前后矛盾到这个地步!
赵大爷和赵秀才一类的人,想结党来乱咬人。我可以先告诉他们:我和《辣椒与橄榄》的编者是素不相识的,我也从没有写过《huáng人之血》,请何家gān若使一定要咬我一口,我劝他再架一副可以透视的眼镜,认清了目标再咬。
否则咬着了辣椒,哭笑不得的时候,我不能负责。三月二十八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bào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1〕,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2〕,靠俄款〔3〕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4〕: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huáng委员长〔5〕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jian”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jian,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dòng。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6〕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jīng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1〕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chuī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jiāo,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4〕某机关通知指huáng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5〕huáng委员长即huáng郛。
〔6〕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