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学校不是去上学，是去玩或者只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我跟着大姐到她的学校去。依稀记得座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舍，一个老校工站在操场上摇动手里的铁铃挡，大姐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请设想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滥竿充数地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
我的手里或许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纸箭，一九六七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身上，我对阳光空气中血腥和罪孽的成分挥然不知，我记得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来，无论怎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了教育优美的秩序和韵律。
童稚之忆是否总有一圈虚假的美好的光环，扳指一算，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年月，大姐的学校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的。
我七岁人学，人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huáng市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
我自己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见扎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从一九六九年秋季开始，棕搁树下的这所小学成为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熟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正开满了昌状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都涌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面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的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的唯一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烟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头顶。
一加一等于二。
b、p、m、f.a、o、e、i.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我记得是陈老师教会了我加减法运算和汉语拼音。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多少汉字？二百个？三百个？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就是用那些宇绘陈老师写了一张小宇报。那是荒唐年代里席卷学校的cháo流，广播里每天都在号召人们向XX路线开火，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向陈老师开火了，我们歪歪斜斜地写字指出陈老师上课敲过桌子，我们认为那就是广播里天天批判的“师道尊严”。
我想陈老师肯定看见了贴在一年级墙上的小字报，她会作何反应？我记得她在课堂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下课时她走过我身边，只是伸出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么轻轻的一次抚摸，是一九六九年的一篇凄凉的教育诗。我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投桃报李，虽然是幼稚和时尚之错，但事隔二十多年想起这件事仍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上二年级的时候陈老师和女儿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她患了青光眼，几乎失去了视力，都说那是因为长期在灯下熬夜的结果。记得是一个秋天的huáng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一辆三轮车慢慢地驶过来，车上坐着陈老师母女，母女俩其实是挤在两只旧皮箱和书堆中间。看来她们真的要回湖南老家了，我下意识地大叫了一声陈老师，然后就躲在别人家的门dòng里了。我记得陈老师喊着我的名字朝我挥手，我听见她对我喊：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我突然想起她患了眼疾看不清是我，怎么知道是我在街上叫喊？继而想到陈老师是根据声音分辨她的四十多个学生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老师们往往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陈老师，假如她还健在，现在已是古稀之年了。或许每个人都难以忘记他的启蒙老师，而在我看来，陈老师已经成为混乱年代里一盏美好的路灯，她在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里投下了多少美好的光辉，陪他走上漫长多变的人生旅途。时光之箭she落岁月的枯枝败叶，有些事物却一年年呈现新绿的色泽，正如我对启蒙教师陈老师的回忆。我女儿眼看也要背起书包去上学了，每次带着她定过那所耶苏堂改建的学校时，我就告诉女儿，那是爸爸小时候上学的地方，而我的耳边依稀响起二十多年前陈老师的声音，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如果想让一个人的声音无限地高亢、明亮、优美，靠一个原始的未经雕琢的嗓子，或者给一个八岁的男孩去势，不让他发育，不让他的嗓音变质，几个世纪前的意大利入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追求艺术的至真至美一向有一种疯狂的劲头，于是人类音乐殿堂中唱涛班男童和弦利内利各占一侧，我们听到了所谓的天颇在一个成年人身上得以延续的奇迹。
曾经看过一个关于法利内利的电影，其中令人最难忘怀的是法利内利的哥哥亲手阉割了弟弟，从此跟着弟弟混吃混玩，飞huáng腾达，而法利内利则一如既往地爱着他哥哥。除却剧情，让我疑惑的是伴随全剧的法利内利的歌声，那似乎不可能是他的原声，那么是谁在为他配唱呢，配唱人的声音应该不逊于真正的法利内利，但我几乎可以断定那是个女性，一个当今世界的卓越的女歌唱家。
想想这真是乱了套，既然女性的歌声同样迎合了人们对天籁的要求，当初是何苦来呢？
可人类艺术就是经历了这些误解、曲折走到了今天，并且在误解与曲折中创造了艺术的辉煌，就像法利内利，就像巴罗克艺术、洛可可艺术和哥特式建筑，如今的人们崇尚自然反对雕琢，但是面对弦利内利面对科隆大教堂时他们被震惊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有的艺术与自然唱了反调，却仍然伟大，崇尚自然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艺术理念竟然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调门。一些热衷于总结艺术规律的入在这种时候就遇到了难题。
被现代文明喂养的人们致力于发展人类艺术遗产，但同时孜孜不倦地矫正和清除了艺术中违反人性的部分，包括阉人的歌唱。以美声唱接为例，这个世纪的代表人物是斯台芳诺、帕瓦罗帝、斯瓦茨科普夫、玛丽亚。卡拉斯，他们是仪表堂堂的正常男子和美丽动人的正常女子，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会为了获得一种歌声而去制造新一代的法利内利，因为我们相信帕氏的高音是人类最高亢的声音，对于歌声人们已不再有什么狂热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