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qiáng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dàng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能：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话，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gān，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gān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gān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经伫些人记着帐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主在马延雄的腿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挤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样？……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杀了。挨打爱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葛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dòng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làng，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