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jiāo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jiāo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jiāo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jiāo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jiāo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huáng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gān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qiáng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qiáng。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làng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qiáng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qiáng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gān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gān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làng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