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huáng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jīng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慡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pào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huáng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gān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jīng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làng的哄闹嬉笑的声làng，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qiáng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huáng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làng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chūn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chūn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chūn那股傻劲gān吧！”我说，“埋下头，gān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chūn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chūn，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jiāo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chūn，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huáng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