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孔雀就为自己找到了代替说话的方法。与其跟爸妈说话，不如跟她脑中的爸妈说话。当她感到自己说出来的话，不大可能被理解时，她就打开脑中的通路，去向里面的人说话。
她绝对不会真的开口对爸妈说，"昨天夜里有小朋友来敲窗户，要我出去跟他们玩"，因为他们家住在五楼。但是她会对脑中的爸妈说："楼下那只猫，身上有bào雨的味道。"当她拿了一些米洒在阳台上时，也会向脑中的他们解释，"不是为了麻雀要吃米啦，是因为空气需要颗粒的形状呀。"
孔雀是从那时开始，才变成一个安静的孩子的。
但孔雀的爸妈可不大开心。这孩子不但不爱说话，而且行为怪异。她会一个人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好久，不知在想什么。学校老师责怪她不打招呼，她会说："哦，我以为我叫过了。"
小学五年级时，孔雀曾经想养一只猫。这次她真的向爸妈开口了，也真的被拒绝了。有一天放学回到家，家里有客人，她向客人们说伯伯阿姨好，说了一圈，接受一些表面的赞美，还有妈妈抓她手腕时过重的力道──好像怕她会在大庭广众下突然做出什么不恰当的举动似的。完成这些之后，孔雀回房间去写功课。
那时孔雀已经在脑中为自己创造了一只猫。猫的形象一天天鲜明起来，毛色，眼中的野性，低头发出喉音时的神态。它会聚了孔雀采集来的，所有猫的细节，逐渐长成一只完整的猫，完整到今天孔雀就可以第一次把猫抱起来了。
她伸出手，听到背后一个声音说："你在做什么？"
孔雀回头，有个老人正注视着她。
一开始，她还没想到，为什么会有老人出现在她的脑里。她只是不加理睬。毕竟这是她脑中的世界，她爱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
她又伸出手去。猫等待着。
"快放手！"老人忽然大喝，"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多危险！"
一声叱喝把孔雀震出了她脑中的世界。猫消失了。她坐在椅子上，一片空白。
孔雀把房门打开一条缝。大人们仍在吃茶点，聊天，孔雀的妈妈端了西瓜出来，一切正常，没人听到什么叱呵。
但在客厅的角落，有人在看她--老人的眼神，越过了整个客厅，注视着她，严厉而关怀地。
霎时孔雀的眼泪掉下来了。
这是孔雀遇见师父的经过。
师父教给孔雀的第一件事是，沉溺在梦里是危险的。"你必须先学会控制你的梦。要是带着执著去接近梦，就会被它控制。"
第37节：脑子里的猫（及外一篇）（2）
但当孔雀更长大一些，她发现人们也做着同样危险的事──沉溺在现实里。为了别人说过的一句话而计较，为了一件衣服上的污渍、一个报表上的数字而发怒。他们固执地说："现实，就是这样。"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带着执著去接近现实，已经使现实危机四伏了。
圳沟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只是猜而已。"梦里孔雀的母亲对孔雀说。"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孔雀的母亲小时候住在台北城区。当时新生南路还是一条圳沟。
圳沟的水是不会有波澜的。要不是白天折she太阳光，晚上月光，使水面看上去有微微的波动，它给人的感觉几乎是静止的。比起大海或自然的河川，圳沟更像是经人类驯服的，水性友好，像家犬一般不太撒野。虽然大人总会警告孩子们在水边玩耍要小心，在孔雀的母亲心目中，从没把它当成一个威胁。
甚至，当孔雀的母亲回想童年，以圳沟为背景，就给那个时代添上一点安静平稳的调子。有些人的回想中总有村子里的大榕树，有些人总有弄堂细碎的光影和声音。人的记忆需要一些可亲的依附。
孔雀的母亲小时候认为最可怕的，是拿枪的人。
拿枪的人通常站在高高的围墙边。孔雀的母亲去上学的路上，会经过一大堵很长很长的围墙。
灰墙使拿枪的人看起来色彩更少，更严肃。其实孔雀的母亲并不知道枪是做什么用的。直接令她害怕的是那灰颜色，不笑的表情，抓枪的手势，而不是枪本身。她不知道拿枪的人其实年纪才跟邻居的哥哥明忠一样大。也不知道拿枪的人是不能擅自移动的，所以每次经过围墙边，总是堤防着拿枪的人会跑过来抓她。有几次，拿枪的人忽然跺脚，吓唬她，她跑得像玩抓鬼时一样快。
后来她发现拿枪的人会看着她笑，好像认得她的样子。她就大着胆子多看几眼。原来拿枪的人是很多不同的人。常跟她笑的那一个，在眼睛下面有一颗痣。从集体中认出单一一个人，是个神秘的过程，但发生不止一次。在每天经过围墙边的许多行人中，孔雀的母亲开始注意到，有一个人会重复地出现。那是一个女子，穿着洋装，打着洋伞。眉眼很细。孔雀的母亲发现她经常站在路的另一边，往拿枪的人那边望。
乔治·史坦纳认为语言的巴别塔乃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在环境与经验的区隔分化下，每个人养成不同的语汇与表意方式，语言诉说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的世界。"一种语言向所遇到的总体大海抛洒它特别的网，并且用这张网，它拉回财富、深刻dòng察力，或是不这么做就无法实现的生命形式。"
第38节：脑子里的猫（及外一篇）（3）
有种孔雀的母亲不明了的东西，不能传达的东西，在灰色的围墙边，隔着一条窄街，无声地被诉说着。那诉说甚至没有用上语言，因此更具歧义性，更充满误读的命运。这些她不会懂得。她只是像学认字一样，认得了那两个人。
城市戒严后，孔雀的外祖父带着家人搬回了乡下老家。孔雀的母亲第一天去上乡下的小学时，班上同学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台北来的小孩。不过下课时间，她姐姐用裙子的剩布料给她缝的一套小巧沙包，转移了大家的注意。一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女孩决定，她可以和她们一起玩。
当孔雀的母亲成为母亲之后，她变得不再那么好奇，也不再容易被吓唬。认得一个人的脸早就是寻常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有一天，孔雀做了她母亲的梦。
梦里是母亲小时候曾经目睹，却彻底从意识里抹去的一件事。在随家人搬回乡下前不久，她第一次看见死人。
两具尸体，并排在圳沟的岸边，草席下露出的手臂和小腿发白。虽然没有根据，但她恍惚将尸体和那个拿枪的人、与打洋伞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只是猜而已。"梦里孔雀的母亲对孔雀说。"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看到了尸体。"
在梦中孔雀点点头，动手将堤岸上的两人埋葬。
第39节：我妈妈的悲伤（1）
虽然从那以后你渐渐长大，可你依然感觉像个孩子般失落。虽然你的骄傲被打破了，你依然感觉到对她的爱是那么qiáng烈。她走了，留下的，只有你曾围着她成长的那片空间，就像一棵在栅栏边长大的树。
我妈妈的悲伤
节选自《爱的历史》
文/妮可·克劳斯
译/ 杨蔚昀
1.我的名字叫艾尔玛·辛格
当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用我爸爸送她的一本名叫《爱的历史》的书中那个女孩的名字来为我起名。她用了爱缪尔·林治布拉姆的名字，他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他曾把记录华沙集中营生活的文件藏在牛奶桶里，埋在地下；爱缪尔·伏尔曼的名字，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之一；还有犹太作家艾萨克·爱缪尔·白伯尔以及她的叔叔钱姆--一个使人们发笑、最后被纳粹杀害的小丑的名字等凑成了我弟弟爱缪尔·钱姆的名字。但是我的弟弟拒绝应答这个名字，当人们问起他的名字时，他总是含混过关。他差不多给自己起了十五到二十个名字。有那么一个月他用第三人称水果先生来称呼自己。在他六岁生日时，他朝窗台跑去然后跳出二楼的窗户，想飞起来。他的手臂摔伤了，并且在额头上留下了个永远的疤痕，但从那天起，人们除了称呼他伯德（bird）之外不再叫他别的名字了。
2. 我不是这样的
我弟弟和我过去常常玩一个游戏。我指着一把椅子，"这不是一把椅子，"我会说。伯德就会指着一张桌子，"这不是一张桌子。""这不是一堵墙，"我又说。"那不是一面天花板。"我们就会像这样继续游戏。"窗外没有下雨。""我的鞋带没有松开。"伯德会大叫起来。我会指着我的眉毛，"这里没有伤疤。"伯德马上抬起膝盖，"这里也没有伤疤。""那不是一个水壶！""不是一只杯子！""不是一只勺子！""不是脏盘子！"我们否认房间里的一切，否认时间，否认天气。一次，在我们叫到最开心的时候，伯德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用他最大的肺活量，狂叫道："我！从来没有！不快乐过！在这一生中！""但是你还只有七岁呀。"我说。
3.我的弟弟信仰上帝
在他九岁半的时候，他找到一本叫《犹太人思想》的红色小册子，那是我们的爸爸大卫·辛格题写的名字。在书里，所有的犹太思想都是用类似以下的小标题组成的，如"每个以色列人的手里都握着本民族的荣誉"、"在罗马统治下"、"不朽"。伯德一找到这本书，就开始走到哪都穿着黑色的天鹅绒斗篷，根本不在乎那件衣服一点不合身并且使他看上去很笨拙。他还养成了个习惯就是老跟着哥德斯坦先生，他是我们学校的看门人，嘴里老是嘀嘀咕咕地说着三种语言，手上总满是灰尘。谣传说哥德斯坦先生曾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待过，说他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只在地下室睡一个小时，说他的心脏很脆弱，一点响声就能要了他的命，说他会因为下雪哭泣。伯德很喜欢他，他在希伯来学校时到处跟着他，不管是哥德斯坦先生清扫座位间的空地，清洁厕所，还是擦黑板。哥德斯坦先生的工作还有不断地把撕坏的祈祷书清理掉，有一个下午，两只大得像狗一样的乌鸦停在树上看着。他推着一辆装满了这些东西的两轮小车，从犹太人会堂的后门走出来，跌跌撞撞地把车推过小石头和树根，挖了一个dòng，然后说了些祷告词，把祈祷书埋了起来。"不能把它们丢掉，"他告诉伯德，"上面有主的名字，所以我得把它们埋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