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妈妈进了医院，我爸爸回家打点住院用的东西，我姐姐当时七岁了，隔壁阿婆帮忙，炖了一锅黑鱼汤，等汤好了，她就坐上我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手里提着一锅汤。她说，去医院的时候满街还能看到文革时期司空见惯的标语。但回来时只见标语都被游街的人从墙上撕下来，踏在地上。连我七岁的姐姐都记得，那天有活动，满街都是跑来跑去的人，还有新贴的大字报，第一次出现要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标语--当然，这是我爸爸才看得懂的。
我妈妈等了很久是因为医护人员倾巢而出、上街表达对粉碎四人帮的激动心情去了，不知道、或是忘记了还有一名产妇在等。或许只是因为游街队伍当时刚好经过那个地段，所以我在妈妈肚子里也很明白，并不是懒--或许我才是最有耐心的人吧。游行走过，人们回医院继续加班，我也顺其自然地出世了。据说，我妈妈流了很多血，浑身冰凉。我有八斤半重，她生得很艰难。
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出生时间。我姐姐不记得，我爸爸也不记得，医生护士和我妈妈都在产房里奋战。那时候的出生证上不写分秒。甚至出生证本身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我只知道，文革彻底结束时我才出生。
我得Google才知道，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中央宣传部门确实是从14日开始"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yīn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而我妈妈巨痛时，消息刚好传到了上海大街小巷，"上海老百姓，特别是gān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
第29节：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1）
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làng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chūn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jian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chūn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cháo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第30节：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2）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gān，只是努力向脸部充血，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文革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cháo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làng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gān部传达到中层gān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是你将其复述转达给任何其他人都是泄密行为，那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时代。
文件的内容大致是通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以及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同学们心领神会，偶尔打打瞌睡。是的，不会有任何人产生"啊！天啊，毛主席真是看错了他！"或者"林彪这个反革命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毛主席？"的疑问，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质疑。
同样性质的事情，我们不也是从小就在做吗？时代不会走得太快，它会留有尾巴，让下一代去踩。我小学时候，旧课桌上甚至还能依稀找到前辈学长镌刻在上面的革命豪言壮语，让我颇受感动，甚至有发现死海卷轴一般恍若隔世的错觉。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嗯，祝你们永远健康。
第31节：他在我到来之前（1）
绝望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哭喊和尖叫着，如果去了，你就不会要我了，也不要爸爸了。
他在我到来之前
文/刘琪鹏
在母亲来北京照顾我的几个月里，我时常幻想着，如果自己换成母亲，是否有勇气跨过往北地图上那一点点的距离，只为了和他见个面。二十年前，那个帅气而挺拔的男子曾站在我面前，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可是小小的我依然能感觉出母亲异样的表情和父亲对他的厌恶。
父亲和母亲年龄差距很大，在父亲面前，母亲似乎永远都像一个少女等待着他的照顾与呵护。父亲是南方人，而母亲是北方人，他们俩故乡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至今没有直通的火车可以抵达。因此经常有人好奇他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每次母亲只是笑笑。
不记得是什么缘故，无意中问到母亲的初恋，母亲说其实五岁的时候，他曾来我家拜访过一次。记忆中，那个男人很高大，有黝黑的皮肤和挺拔的鼻子。年幼的我，就很懂得察言观色，看到父亲冷淡的样子，不自觉也表现出对他的憎恶。但很快我似乎就转变了态度，与这个好看的叔叔玩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承认，孩子天性中就有以貌取人和健忘的一面。
母亲和他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父母还是世jiāo。但高中以后，那个男人考上了外地的学校，母亲则留在老家，除了写信便很少见面了。后来，母亲因为外公打成右派，工作也随之调动，一家人从东北搬到了南方的城市，在那个没有手机和E-mail的时代，失去一个人的联系显得那么容易，还身在大学里的男人写了很多信，皆因母亲的地址改变而石沉大海。再后来，母亲遇到父亲，恋爱、结婚、生子。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大的时候，那个男人才从同学口中得知母亲结婚的消息，请了假从北方连夜坐火车赶到南方。那天，他提着行李站在母亲面前，看到母亲微微凸起的肚子，有眼泪滚落下来。只是他很迅速地转过身去，甚至没有和母亲说任何话，就这样离开了。
母亲谈起这些，神色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呢？我脱口而出，但马上便后悔了，怎么还会有后来呢。无论我表面上有多么的不屑和不情愿，内心里的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母亲的故事如此迷人。母亲从未和我说过关于这个男人的任何细节，也因此我会不断在自己想象里不断地丰富这个故事，想象他们失去联系后那个男人如何打听我的母亲下落，想象那个男人站在怀孕的母亲面前是怎样的百感jiāo集，想象他离开以后的种种……
第32节：他在我到来之前（2）
而对母亲，我一直是愧疚的。
在知道这个故事后，母亲曾接到过北方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参加同学会。那时的我如此惶恐，我坚定地相信母亲必定是会遇见那个男人的，我用尽各种理由央求母亲不要去。可是母亲的态度很坚决。绝望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哭喊和尖叫着，如果去了，你就不会要我了，也不要爸爸了。我不知道，孩子的哭喊与泪水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么巨大的杀伤力。一直以来看到母亲落泪，我总是会心疼得要命，唯独那次，母亲的泪水流得如何恣意如何决堤，我都不曾有丝毫的怜悯。看到母亲终于还是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我露出了胜利的笑容，那是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挽救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