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jian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dàng”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rǔ。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qiáng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chūn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rǔ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jīng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huáng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gān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
我这个人，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生下来五分钟之后就长大了。我想这原因要归结于我母亲。从我能听见声音，我听见的就是我母亲的声音。她像对一个大人那样对我说话，说的也都是大人的事，也不征得我的同意，就认定我能听懂。她的长篇大套的话一般在给我喂奶时进行。她怀抱着我，我的嘴含满她的xx头，脸蛋儿贴住她温暖的****，她就开始说话。她主要的话题是跟我骂我父亲，她对我说：“韩桂心啊（我刚出生我母亲就这么称呼我）不是我不想让你有爸，我实在是跟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按说我怀着你的时候不该跟他提出离婚，这时候跟他离婚咱们娘儿俩今后的日子该有多难哪。可是不行，我实在是等不及了，你还没有体会过什么叫等不及，听我说说你爸的为人你就明白了。我怎么会爱上他怎么会跟他结婚？想来想去当初我就是爱上了他一双手。我们俩是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当时我坐着，你爸站着，一手扒住我前边那把椅子上的扶手。我一直盯着那只手，从我眼前有了那只手直到终点站。开始是没有意识，到后来，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离不开那只手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手：gān净，修长，灵秀，有力量……总之我迷上了它。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它突然从扶手上拿开，我才发现车上的乘客都走光了。我急忙下了车，那手的主人——也就是你父亲，他正站在车门口等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我盯着他的手的时候，他也正低头盯着我。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而且很快就结了婚。结了婚，我才发现你爸脾气太大了，并且一只耳朵有点聋——谈恋爱的时候我怎么没觉出他耳朵聋？说来他也有他的不幸：他的耳聋是小时候让你爷爷给打的。用你爸的话说，你爷爷是个汉jian，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定居北京，在日伪时期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当过官。那时候他们家住按院胡同，几进的四合院，汽车，花园，都有。你爸挨的那个耳光，就是住在按院胡同的时候挨的。那时候胡同里住着一家日本商人，商人家有个和你爸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十一二岁吧。用你爸的话说，那时候全北京，全中国，除了你爷爷那样的人物，谁不恨日本人哪。这样，你爸和他的大哥二哥就盯上了那个日本孩子。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哥儿仨坐在家里接送他们的包车上，看见那日本孩子正独自在胡同里走，就从车上跳下来，让车夫先回了家。然后他们跟着那孩子，看准了胡同再无别人，就一人上去给了那孩子一个耳光。打完，哥儿仨一口气跑回家，插起大门，溜回自己房间，慌得连午饭都不敢去吃。没过几分钟，那孩子的母亲就找上门来了。后果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猜得出，你爷爷恭敬地把那日本女人让进上房，又差佣人单把你爸喊了来，当着那女人，给了你爸一个耳光。你爸说那个耳光打得实在是有技术，整整把他打得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儿，好比当今舞台上那些舞蹈演员转的那样的圈儿。从那儿你爸的左耳听力明显下降，那时候他正迷恋钢琴，做梦都想当大音乐家。他恨你爷爷，他跟我说其实他早就预感到你爷爷欠着他一个超级耳光，因为你爸自小就不讨你爷爷的喜欢。这耳光今天不来，明天、后天、大后天也会来的。让你爸感到憋气的是，他的耳朵，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那么个日本小孩就给聋掉了。你爸他音乐家是当不成了，大学毕了业，他分配到咱们这个城市。你知道他现在当什么？有个音乐杂志叫《革命歌曲大家唱》的，他在那儿当编辑。你猜怎么着韩桂心，我觉得是不是耳朵有毛病的人脾气都坏？像你爸这种人，他真是心比天高，哪儿甘心在一个小小的音乐杂志做编辑啊。他的目标原本是那些世界级的大人物，他连自个儿的缺点都愿意跟大人物一样。比方我说他脾气太坏，他便对我说：‘就跟贝多芬似的。’比方我说他丢三落四，他便对我说：‘就跟爱因斯坦似的。’比方我劝他少吃去痛片（开始用于抑制神经性头疼，后来吃上了瘾），里边含吗啡，快和吸毒差不多了，他便告诉我：‘就跟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