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jīng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gān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gān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jiāo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gān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jiāo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gān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chuáng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chūn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jiāo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huáng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
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