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chūn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jī，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我又用了“”这两个字。“”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jī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jī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jī身上，让jī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jī的爪子，jī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jī的愤怒”么？我问。
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jī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
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
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gān萝卜片儿。
可以想象，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
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慡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
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jī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