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在的棉花加工厂都安装了吸风设备，只要把粗大的铁筒子插到棉花垛上，棉花便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车间，再也不用抬大篓子了。
那种大篓子用竹片编成，长方形，宽约一米半，长约三米，高约一百二十厘米，两头缀着铁鼻子，中间横穿一根大杠子。单看看这套家什就吓你一跳。抬一天大篓子可挣一元三角五分钱。
都怨我自己不争气，得罪了“铁锤子”，也可能连带着得罪了厂长，丢了好差事，由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体力劳动者。幸好我是苦出身，gān活gān惯了。同时被贬到车间抬大篓子的还有李志高，毫无疑问他是因为在大会上为方碧玉辩护才丢了在维修车间磨皮辊的好差事的。
他深刻地对我说：
“小马，你感觉到了没有？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真理与谬误的斗争。”
我激动万分地说：
“李大哥，我感觉到了。”
“你真的感觉到了？”他怀疑地问道。
“真的感觉到了，”我急忙说，“跟着你，我可是天天都在进步。”
“好，好。”他说，“斗争刚刚开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怕不怕？”
“不怕。”我说。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
“好样的！”
“李大哥才是好样的呢！”我说。
老天开眼——也许是郭麻子的有意安排，我们和方碧玉一个班。这个班的时间是晚九点到凌晨六点，零点时休息半小时，食堂有热玉米面粥卖。
我不知道李志高心里怎么想的，反正我心里挺高兴。
夜里就要上班抬大篓子啦，尽管我在当司磅员时多次看到那装满棉花的大篓子像山一样压在两个健壮男子的肩上，压得他们趔趔趄趄，像两只醉酒的小狗，知道这碗饭不好吃，是绝对苦力的gān活，但一想到能够时时见到方碧玉，便生出无数的渴望来。
我睡不着。我知道方碧玉与我只隔着十厘米，从看不见的缝隙和能看见的缝隙里，我听到方碧玉均匀的呼吸声。她在睡觉，为上夜班做准备。
李志高也没睡着，就着高吊在梁上那盏昼夜不熄的电灯泡的昏huáng灯光，他趴在被窝里，只露着脑袋和一只手，一个小本子摆在枕头上，他在写什么东西呢？李大哥绝非久屈人下之人，他那么深刻，那么有思想，脑袋瓜子生得那么圆……跟他拜了兄弟，肯定要沾光……
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警卫班冯结巴披着黑大衣抱着破步枪踢开门，大声叫：
“起……起chuáng……该……该换班了……”
警卫班负责提前半小时把上夜班的人叫醒。
用枪托子捣着女宿舍的门板，冯结巴继续叫：
“起……起chuáng……该……换班了……”
据说现在的棉花加工厂都安装了吸风设备，只要把粗大的铁筒子插到棉花垛上，棉花便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车间，再也不用抬大篓子了。
那种大篓子用竹片编成，长方形，宽约一米半，长约三米，高约一百二十厘米，两头缀着铁鼻子，中间横穿一根大杠子。单看看这套家什就吓你一跳。抬一天大篓子可挣一元三角五分钱。
都怨我自己不争气，得罪了“铁锤子”，也可能连带着得罪了厂长，丢了好差事，由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体力劳动者。幸好我是苦出身，gān活gān惯了。同时被贬到车间抬大篓子的还有李志高，毫无疑问他是因为在大会上为方碧玉辩护才丢了在维修车间磨皮辊的好差事的。
他深刻地对我说：
“小马，你感觉到了没有？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真理与谬误的斗争。”
我激动万分地说：
“李大哥，我感觉到了。”
“你真的感觉到了？”他怀疑地问道。
“真的感觉到了，”我急忙说，“跟着你，我可是天天都在进步。”
“好，好。”他说，“斗争刚刚开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怕不怕？”
“不怕。”我说。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
“好样的！”
“李大哥才是好样的呢！”我说。
老天开眼——也许是郭麻子的有意安排，我们和方碧玉一个班。这个班的时间是晚九点到凌晨六点，零点时休息半小时，食堂有热玉米面粥卖。
我不知道李志高心里怎么想的，反正我心里挺高兴。
夜里就要上班抬大篓子啦，尽管我在当司磅员时多次看到那装满棉花的大篓子像山一样压在两个健壮男子的肩上，压得他们趔趔趄趄，像两只醉酒的小狗，知道这碗饭不好吃，是绝对苦力的gān活，但一想到能够时时见到方碧玉，便生出无数的渴望来。
我睡不着。我知道方碧玉与我只隔着十厘米，从看不见的缝隙和能看见的缝隙里，我听到方碧玉均匀的呼吸声。她在睡觉，为上夜班做准备。
李志高也没睡着，就着高吊在梁上那盏昼夜不熄的电灯泡的昏huáng灯光，他趴在被窝里，只露着脑袋和一只手，一个小本子摆在枕头上，他在写什么东西呢？李大哥绝非久屈人下之人，他那么深刻，那么有思想，脑袋瓜子生得那么圆……跟他拜了兄弟，肯定要沾光……
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警卫班冯结巴披着黑大衣抱着破步枪踢开门，大声叫：
“起……起chuáng……该……该换班了……”
警卫班负责提前半小时把上夜班的人叫醒。
用枪托子捣着女宿舍的门板，冯结巴继续叫：
“起……起chuáng……该……换班了……”
十一年后，我与成了一级厨师的冯结巴冯飞扬在火车上邂逅相遇。他又白又胖，穿着一身呢子制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足有三两重的大手表。
通过简短jiāo谈，我知道他后来在舅舅的安排下，去了滨海油田，成了正式工人，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一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
“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当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gān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辞灶日’，过小年。”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
“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