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jiāo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jiāo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jiāo钱一手jiāo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jiāo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chuáng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chuáng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yīn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十八岁左右的时候是人生最苦的阶段——这么说谁信？没人相信！所以温泉从来不诉苦，事儿全藏在心里。待业一年半了，父母让她怎么她就怎么，不发一点牢骚。平常做三个人的饭菜，星期六晚餐做六个人的饭菜。她从不对人流露她对星期六的厌恶。
饭吃到中途，温暖说：“该有点儿好汤喝吧？”
温泉注意到哥哥自从提升为科级gān部之后便开始频繁使用问句，说完还哈地gān笑一声。将命令用问句形式下达，他一定自以为非常有独创性。
母亲赶紧说：“当然。每个礼拜六晚餐我们都要为你准备一道你所喜欢的汤。”
为你。她说为你。母亲一遇上要对儿子表达感情的细节时就会忘记是否伤害了别的人。
父亲飞快瞥了温泉一眼。说：“温暖每周六才来吃顿饭，客人嘛。”
温泉觉得父亲很笨拙。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温暖北京大学毕业，而她连个普通高校也考不上，温暖是爱情的结晶，而她是花色品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温泉宁愿公开承认差别。父母的掩饰使她感到恶心。
母亲对温泉说：“上汤。”
“嗯。”温泉答应。
温泉正在吃一块多刺的鱼。母亲说：“温泉，能不能快点上汤？”
“好的。”温泉慢慢放下筷子，泪水忽地涌进眼眶。温泉竭力忍着，眼眶胀痛得不得了。
尔红说：“汤在哪儿？我去端。”
坐得笔直的母亲侧过头制止了尔红：“你别动。你喂好温鑫就行了。”
温暖说：“我去吧。”
温泉说：“你们都别动。我马上上汤，待业青年不工作谁工作？”
“别油腔滑调！”母亲说，“我生平最恨油腔滑调的人。”
温暖说：“温泉不过是幽默一下，是吧？”
温泉本来不想再说话的，但她不愿让哥哥袒护，他似乎他优越就能袒护别人。“不是。我不懂幽默。我只是实话
实说。”
温暖一点不介意。少女常有的尖刻。他和父亲相视一笑。母亲忧患地注视着温泉走进厨房的背影，说：“她今天怎么了？粗鲁得像个工人。可你们还笑。”
温泉捧着满满一砂锅鱼头豆腐汤轻轻移步。汤来了，先生。汤来了，太太。汤来了，少爷。父母亲及哥哥肯定希望生活是这样，也一定希望汤来了，小姐。可她不争气，只受了高中教育，因为找不到体面一点的工作在家gān粗活。
其实，即使温泉考上了大学也成不了小姐。温功达和张怀雅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chuáng一拼，多少年来一家四口住在集体宿舍的一问房里，根本没什么育婴房之类的设施，简陋的环境里哪能出什么小姐？可温家的教育是温良恭谦让的一套。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钢铁研究所宿舍大院里，大家崇尚这种家教。结果一院子的小孩全都富有礼貌却胆小怯懦，心理yīn暗。温暖在十五岁之前经常在外面被打得头破血流，十六岁下农村后才开始学会打别人。不过他没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今在他有了一定社会地位时，他反而觉得父母家的气氛非常适合他。温泉十八年来从没离开过家庭一步，她只觉得生活越来越别扭，但不知道为什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