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大毛给我打电话就是急于告诉我他的分配结果。他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北京某部委。这是一个牌子很大的中央机构。大毛说：电话找不到人他gān脆就来武汉得了。人是gān什么的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大毛说他这些话的时候喜形于色，人生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祝在huáng凯旋的jīng心安排下，我和大毛终于有了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上午九点钟，我们分别来到了汉口的江汉关。碰头之后我们就沿着江汉路一直往大街上走。大毛建议我们逛逛书店，然后就去吃著名的蔡林记热gān面，然后就到民众乐园听听汉剧、楚戏什么的。我同意了大毛的建议。尽管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行动带着没有任何基础的空虚感，也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收场来作为结局。但是大毛从北京特意地来了，我也就不能太坚持原则了。
没有料到的是，其实一切都不用我前思后想，生活自有它的规则。一场节外生枝的意外很快就结束了大毛的武汉之行。
我们在江汉路上步行了十来分钟，来到了十字路口，这里正在修建环形高架桥，人行道变得非常狭窄，偏巧这里又是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行人都拥挤在一块儿，摩肩接踵地移动着。我的身后有一个男人早就不耐烦了。
他不断地催促我说：快一点！快一点！
我回过头告诉他：对不起，我快不了，前面都是人。
可是这个男人还是粗鲁地用指头捅着我的肩，说：快一点好不好！
他用一口汉腔骂骂咧咧地说：个把妈的，天上怎么不掉下一颗原子弹，把这么多婊子养的人都杀光它！
大毛擎住了男人的手指头，然后把它甩到一边，说：请你对女同志礼貌一点。
男人伸手就要打大毛，说：咦呀嗨，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江汉路上还冒出了一个敢管闲事的普通话！
这个时候的大毛已经是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他比那男人高多了，也qiáng壮多了。大毛不仅敏捷地接住男人的巴掌还暗中使了一点劲。男人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一蹦三尺高，指着大毛的鼻子说：好！好！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今天踏平江汉路也要找到你！
男人飞快地挤出了人群。我和大毛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了。可是周围的武汉人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赶快走掉！否则大祸临头了！我和大毛都有一点不以为然。这青天白日的，又是武汉市最繁华的大街，jiāo通警察就站在十字路当中的岗亭上在指挥jiāo通，还会有什么事情吗？尤其是大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又是在女同学面前，自然要表现得更加地从容不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身后就发生了异常的骚动。我回头一看，那个男人，率领五六个地痞，拎着西瓜刀和木棍，一路推开路上的行人，杀气腾腾地追上来了。
我不顾一切地拉着大毛就跑。大毛还不愿意。
我当街就朝大毛发脾气了。我说：大毛，你现在要是不听我的，我从此绝对不再理睬你！绝对！我知道武汉人的德行，这些人上来就会拿刀捅人的。
我急得嗓音都变调了。大毛这才跟着我跑进了新华书店。我经常来逛这家书店，知道它与古籍书店和翰墨林都是相通的。最近它还开辟了一间地下室，专门卖古旧书籍。地下室的门非常隐蔽，一般人都不知道。男人一伙跟着追进了新华书店，一路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所有的人都纷纷让道。大毛屈rǔ地被我死死地拽着，跟着我转弯抹角地跑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营业的还是往日的那位老营业员。老头对我已经面熟。我赶紧把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不好！老营业员让大毛赶紧睡进书架下面的书柜里去。
大毛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就站在这里等他们！
我低声吼叫道：大毛！
大毛就是不听，昂首挺立，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的眼泪急得流下来了。
老营业员见此情形，他就端了自己的茶杯出去了。老营业员把地下室的门带上并且挂上了锁。他自己则坐在外面喝茶。男人一伙到底还是寻过来了。他们大声地问道：老师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了吗？
老营业员就和战争电影里面的革命群众一样机智，他说：看见了，你们上楼的时候，他们早就跑出去了。
危险过去了。我坐在地下室的旧书报上好半天站不起来。一味地只知道对老营业员感激涕零。大毛突然挥起一拳砸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的一颗生锈的钉子刺进了大毛的手。大毛的血顺着铁钉往下滴，大毛一咬牙将铁钉拔了出来。我怕大毛感染破伤风杆菌，连忙把他带到医院注she了破伤风疫苗。
然后就找来huáng凯旋，设法将大毛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毛在月台上举着他受伤的拳头，对我大叫道：冷志超，他妈的这种鬼地方，又不是你的故乡，你打算呆多久！
月台上的人都纷纷看我。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体谅地朝他送去了微笑。心有余悸的我此时只有一个愿望：祝他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
我们毕业分配的结果终于公布了，我被留在了武汉市。我的朋友们为我高兴得又唱又跳，我请他们去悦宾餐厅吃了湘味牛肉米粉和豆皮。消息传到大毛那里，据说他的态度比较淡漠。大毛的淡漠我理解，我遗憾的是他理解不了我的由衷喜悦。我，就是我，我的母亲是固定不变的，我的父亲也是固定不变的，我出生的那个日子也是固定不变的，我遭遇的一切也都被注定在了时间与环境的经纬线上。我是末代的颓废的知青，是最后的不受重用的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我们怎样地努力学习，我们还是被分配到了边远的城镇和山区。为了象征性地显示公平，武汉市只挑选了五名学生。我是这五名学生中的一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我医学院毕业之后全部的最好的结果。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武汉市也许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一旦分配了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尘埃落定了。我感恩戴德地穿上了白大褂。
我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从学校的学生宿舍拎到了某医院的单身宿舍。然后去理发店剪掉了长辫子，以比较老成的模样出现在门诊的诊断室里，期待着第一个病人毫不犹豫地坐到我的面前。
当第一个病人果真朝我走来的时候，我的心竟然加剧了跳动。结果在这个病人之后便是无数的病人。我的心早已平静如水，再也不受任何gān扰。
大毛于1985年结婚，大约一年多之后离婚。离婚后只身南下，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海南等地呆过，混乱地从事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热门职业。其间第二次结婚。大毛的第二次婚姻生有一子，其子被送回长chūn由他的父母抚养。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大毛经常跑国外，在走遍了发达国家以后，选中了欧洲的德国。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大毛取得了德国的长期居留证。我在德国读博士三年，我知道那是全世界气候最适宜的地方，是上帝的偏宠。
大毛居住在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钱对大毛来说好像也不再是问题。huáng凯旋非常佩服和羡慕大毛，他一再地对我大发感慨，说：大毛成功了！huáng凯旋在遭受雷击的前几天还带一个熟人来找我看病，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说：大毛真是了不起，人家那才叫活了一次！
我做了医生之后，有机会到处出差了。我参加学术jiāo流会，参加会诊，短期进修，购买医疗器械等等。有一次我去北京听一个学术报告，意外地在王府井书店与大毛相遇。我们在书店说了好久的话还兴犹未尽，就相约第二天去逛琉璃厂。
我们在书店相遇的时候，大毛刚刚买好一大摞书，他正处在选购书的亢奋之中。我们见面就jiāo换了彼此购买的书翻看。我买的基本上是医学方面的书和文学名著，大毛买的是《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在社会上激起了热cháo的社科类书。大毛的语言表达能力本来就比较qiáng，在北京的几年，显然进步飞快。
他把一条腿jiāo叉搁在另一条腿上，肩膀靠着书架，旁若无人地，十分煽情地对我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正处于新旧jiāo替的夹缝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也就是说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到了。
他引用并且活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she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听了大毛的话，我也很激动．使也去购买了他手里所有的书。
可是第二天在琉璃厂我们却又是不欢而散。那是在逛一家工艺商店的时候，我被一种镂空的真丝绣花手绢迷住了，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买三条。大毛抢着要付钱。我不让他付。
大毛坚持要付，他说：我应该买的。我早就应该给你一些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真要送人礼物还一定要去管人家喜欢什么吗？这种小心眼在我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我主要是觉得这三条手绢很贵，一共一百多块钱，我们那时候的月工资才是八十多块。我怎么能让大毛为我一时的心血来cháo付出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呢？我说：你这个人真烦人。你又不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和我一样都是拿工资吃饭，何必与我讲这个客气呢？
售货员在一旁等着，低垂着眼睛偷偷地笑。大毛听了我的话，甩手就走了。他气冲冲地快步走着，径直到了公共汽车站。这时恰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他居然就上车了。
大毛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商店里。我咬着颤抖的嘴唇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当着售货员的面哭出声来。
幸而售货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劝慰我说：咱北方男人就是这样，特大老爷们儿，你呢，刚才也是太不给他面子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今北京的男人你说他别的没有都可以，要说他没有钱，他就跟你急。
北京的售货员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垂头丧气地自己回去了。回到武汉还不到一个月，huáng凯旋就告诉我说大毛结婚了。
大毛的婚姻总是给我一种虚假感和飘浮感。而我的感受自然是来源于大毛。在他即将结婚的前夕，他和我在王府井书店里谈了许久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谈到他的女朋友和婚姻。我相信，一般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与女朋友jiāo往很深了并正处在结婚的筹备过程中。后来，大毛也没有把他的婚姻当作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好像是在一次有很多同学聚会的场合下，他与大家开玩笑顺口说了一声“我老婆”什么的。说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眼睛找到了我，这就算通知我了。我结婚的时候，huáng凯旋他们来祝贺，从huáng凯旋口里我才知道大毛正在打离婚。几年后我在珠海见到大毛。我们几个武汉老乡在一个渔村吃海鲜的时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第二次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