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刘队长还是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刘队长是清楚的，再不把他老婆调来，真要弄出什么悲剧来了。董大个和他老婆是一起插队的知青，所以喜欢把离婚这事挂在嘴头上。离婚让刘队长听起来很受刺激。
这时董大个站起来，刘队长也跟着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不会的。”
“为什么？”
刘队长又说：“不会的不会的。”
在考虑是否将董大个老婆接来住一段的同时，刘队长忽然想起自己老婆来了。该叫老伴，那个最亲近又最遥远的女人；那个有张年轻的脸蛋和一头花白头发的妻子。最近这个从不诉苦，总是含蓄地微笑的女人也常在信中提到离婚二字。这是个讨厌的字眼。为了保全小半拉儿，他只得把大半拉儿送去插队了。这事使大半拉儿恨透了小半拉儿，也使妻子恨透了无能的丈夫。从此，她的每封信都津津有味地谈论离婚。她做出各种部署和设计，仿佛那是件挺美好的事。
接下去全都按她的意思办了。一点麻烦也没遇上，甚至比他们结婚还顺利。他没把这件事跟任何人透露，有时真想透露透露，让别人能替他分担一点烦恼，但他忍了。少了大半拉儿，他认为大可不必自家开伙。当人们在食堂见他爷儿俩面对面，就着一个菜盆，都感到看不下去。小半拉儿给人的印象总是需要理发、剪指甲和吃顿像样的饭。
刘队长一想到人们迟早识破这个计谋就不寒而栗。离婚后，妻子很快把大半拉儿从插队地点带到她所在的城市。两个孩子一分为二，各自都获得了独生子女权益。
虽然给小半拉儿持续注she激素，这孩子仍是一厘米也不肯长高，但他的头围却在增大，几乎赶上成年人了。他还学会成年人的步态，因此看上去格外像个小怪物。这步子只有高力学得像，他一学周围准有人要笑断气。作为代价，他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步态。长久的毕肖的模仿，使他无可挽回地成了小半拉儿一件成功的赝品。他就迈着这种有损形象的古怪步子走进了那所名牌大学；走向他飞huáng腾达的人生旅程。这是当时的高力不曾料到的。当时高力只醉心自己这方面的天才。一天，他正起劲地模仿，没提防刘队长面色铁青地站在那里。忽然一声锐尖的哨音，使人们止住哗笑。“太不像话了！”刚办完离婚手续的队长咆哮道：“是谁，在泔水桶里扔了半根油条？”
隐隐约约，众人似乎有一点明白：队长是在借题发挥。他从不承认小半拉儿是残废，他甚至不觉得儿子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更甭说有人竟当众丑化他。往往越是有缺陷的孩子，越被父母溺爱。似乎生下这种孩子是父母的过错，失常的爱来自一种赎罪心理。
“怎么啦，高力，你连立正都没学会吗？”
高力赶忙收拢斜伸出去的那条腿。
“谁让你动的？！……”队长大吼。
“我没动。”高力低声道。
“在队伍里，你想怎样就怎样吗？”
“我这不是立正吗。”
“不要qiáng词夺理！”
“我没qiáng词夺理。”
“你说这句话本身就是qiáng词夺理！”
让刘队长烦心的决不只离婚一件事。他的演出队几乎要拆散了。徐北方前些天拿了封“父病危”的电报来找他，甚至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已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写封信来检讨，说在探望父亲同时“顺便”去参加了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刘队长对着“顺便”二字发了半天呆。紧接着，他又接到通知，高力将调出宣传队，要到一所名牌大学去学“导弹”。就像当初懵里懵懂接收他来一样，如今也懵里懵懂放他走。这位公子为什么来、为什么走，队长都不知该上哪里、向谁问问。他的儿子大半拉儿倒是该上大学，上大学是他那个年纪最理所当然的事，而他恰恰没这方面的指望。他盯着高力的目光渐渐变得疲沓无力了。他知道高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跟他的bào躁相比，这年轻人显得修养很好，有理有节、宽宏大量。
高力此刻的沉着使孙煤对他简直着了迷。前些天她说服高力跟她一同去省革委，替丢尽脸的彭沙沙伸张正义。他们闯进一个会议室，里面衣冠楚楚坐了一屋子人。忽然出现的这对漂亮男女使他们情绪大振。
孙煤碰碰高力：“我要说了。”
“先别说。”
“不行！我要说了！”
这时，满屋子正派面孔里突然冒出个更加正派的面孔。那面孔上挂着使所有正派人都逊色的正派微笑，说：“有什么话，请说。解放军同志。”
“我们来检举一个人！”
屋里的空气稍一颤动，立刻又恢复了四平八稳。他们被安排在两个椅子上坐定，这位置使他们处境顿时变得窘迫和被动。
“请说。”
“我们要检举……”
“哦，”那人打断孙煤，“请等一等，我们在开会。我们欢迎群众指出我们的错误。”
在外面走廊里，高力对孙煤说：“别傻了。”
“他说他欢迎我们指出错误。”
“你聋了吗？他把罪行说成错误。”
“是啊，他说他欢迎——”
“你会倒霉的，傻瓜！”
“你刚才没听见他的话吗？他说他欢迎……”
“你要信了他的话就要倒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等着瞧吧。”
“我不信。他们不会让一个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
“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高力耐心劝她，“因为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所以就没有坏蛋。你也别往那个检举箱里投什么信，因为谁投信谁就是傻瓜蛋。他们才不在乎你在信上控诉什么，第二天就用这信去解手。”
“你怎么知道？”
“有人往检举箱投了信，控告上大学走后门的事。这封信很快就到了我手里。”
“为什么到你手里？”
“因为他检举的是我啊。”
高力让孙煤最好搁下这桩事甭管，一心一意去当电影明星。他们没打成官司，反弄得彭沙沙名声大噪。她认为出这桩丑事全怪自己长得太出众了。这使她在众人面前一改过去面貌，突然变得忸忸怩怩、羞答答起来。
刘队长不知该拿彭沙沙怎么办。虽然他仇恨她的假表哥，但他决不认为彭沙沙无辜。他甚至不愿她再上舞台，似乎那是展览一块不名誉的伤疤。
刘队长感到很烦。首长再三qiáng调要排新节目，但他们却不来管高力这种人。高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甚至还把主力女演员弄去拍电影。他的神通比队长大许多倍，他想走，连招呼都懒得打。高力上大学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开始在一种无济于事的嫉妒中想入非非。尽管刘队长在毒太阳下罚大家站，但仍想不出一点法子对付这种人心涣散的局面。整个队伍已冒出甜滋滋的热蒸馍气味来。
炊事班长吴太宽现在是代理司务长。他从管理科领回的“防暑降温费”是一大叠理发票。无论男女，每人二十张，票面上醒目地印着“光头”二字。尽管剃光头能有效地防暑降温，但一个夏天怎么也不必剃二十次。女兵更是愤怒，她们把那些票全抛到吴大宽面前：“你去剃吧，我们不剃。”
“你们都给我，将来我要算不清账的！”吴太宽说。他慌忙把散乱的票理整齐，再把它们分成若gān份，每份还是二十张。他希望她们终有回心转意的一天，把这些价值一角二分但无法兑换现钱的票重新领走。吴太宽知道除演出队外，管理科发给其他单位的防暑降温费是一斤白糖和二两茶叶。管事的人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二十张理发票的钱加起来比白糖茶叶合算！”他用心算算，果然不错。当他打听到今年理发票印超了数，才明白上了个窝囊透顶的当。这个非编的宣传队被人叫做“黑户口”，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缺乏保障，害得品行端方的吴太宽有时不得不gān点类似投机倒把的事。比如这批印有“光头”二字的票，他最终拿它们作成一桩买卖：先用它们从电工房换了一大卷粗铁丝；打听到俱乐部缺铁丝，又用铁丝换了五盒乒乓球；再把乒乓球涂上红绿油漆，跟对门幼儿园换了一些崭新的铝制小饭盆。他信心十足地把小饭盆拿到小卖部去代销，小卖部付给他的，却是一大堆印有“光头”二宇的理发票。原来电工班把那些票全部折价卖给小卖部了。吴太宽吓坏了，连忙从自己jīng心编制的圈套里逃出来。费尽心机却一无所获的事他还头一次gān。他以为自己品行已经够恶劣，手段已经够高明，不料有些品行更恶劣、手段更高明的人早等在那里。一怨到他曾经是多么忠厚老实，而如今被迫变得低级趣味，吴太宽就觉得无限惆怅。现在没人来劝他想开点，那个小周，已经死了。小周的父亲来领小周那笔可怜的抚恤金，住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走的意思。每天见老头帮伙房卖力地gān这gān那，然后吃三份饭菜，吴太宽就暗暗痛心。看样子，老头想长期在这里打杂混碗饭吃了。而吴太宽却害怕任何人gān扰他正常的伙食收支。他每天看见蔡玲用一只脸盆来打饭打菜，心就发慌。
蔡玲得了阑尾炎，她妈领着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来看她。蔡玲的弟弟妹妹一律穿经过改制的旧军装。难怪每逢发军装，蔡玲就特别忙。她几乎天天守在领衣服的窗口，见有人来jiāo衣服，就忙着翻看。她回回都能找来一堆拖把似的烂衣服，再用它们换稍好的，用稍好的再换更好的。一步一步，她最终总能让自己称心如意。连抠门儿的吴太宽对她这种gān劲都佩服不已。
蔡玲住院期间，女兵们曾开过一个会，讨论给蔡玲全家来一次自发募捐。班长孙煤一下拿出二十元，她不得不向大伙透露一个秘密：蔡玲的父亲因贪污八百元而劳改。
“啊呀，劳改！……”
全体女兵的表情都变得复杂起来。在她们眼里，过分寻常的蔡玲终于有了个极不寻常的来历。蔡玲一出院，就发现周围人对她态度变了，变得小心而殷勤。她把钱一笔笔还给每个人，板着脸，克服着满腔愤怒，认为这事是大家合伙侮rǔ她。
蔡玲从不认为自己在这群女兵中显得寒酸。她chuáng下有个纸板箱，那里面什么也不缺。一打开它，她就心满意足地长长吸一口气。那都是在乡镇上当营业员的母亲利用工作之便搞来的处理品，价钱便宜的等于白捡。货色很全：抽丝的纱巾，颜色略不相同的袜子，印错图案的手帕，浸染了污渍的白衬衫，还有一副挺不错的扑克牌，但没有大小鬼。
蔡玲妈给蔡玲的所有便宜货里，要数这次带来的皮鞋最令她振奋。这是双很有特点的皮鞋，一穿上就像长了双畸形脚。女兵们对蔡玲的脚充满猜疑，最后发现这双鞋是一顺跑，两只鞋全是左脚的。
“三块钱。”蔡玲很愉快地告诉大家。
当大家见她步履蹒跚，便充满同情地问：穿这鞋是不是很遭罪？她再次用愉快的语气重复：“三块钱！”
有次她从服装箱里找出一管公家鞋油，往“一顺跑”上厚厚涂了一层。这事被管服装的看见，一把揪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