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发向了芝加哥，我离开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写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这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人通常记住和写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乐的。所以，当我得知安琪与陈冲以及芝加哥电视台的子繁、迟晶在酝酿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时，我马上提出参加写作。
从安琪手中接过剧情提纲后，我便动笔了。那时我住在洛杉矶我姑母家，有免费住房和免费三餐，加上我在台湾得的文学奖消除了我的经济恐慌，我头一次找回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从容。
两星期后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给陈冲和安琪后，她们决定由我来执笔完成全剧。安琪当时正在写她的英文小说，已和出版商签了合同，陈冲在忙于拍片，所以她们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她们分别将已写成的一集半剧本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由我开始了从头至尾的整体创作。
洛杉矶也是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城市，我表姐夫开的羊毛衫工厂里就有几百中国女学生。我便常常与她们闲聊，吃惊地发现她们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边》中，一个瘫痪的篮球明星，专门找矮个子中国学生供他当拐杖拄着走路，便是从她们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有许多奇妙的心理体验，比如她们说最难堪的是进门脱鞋：中国学生的袜子往往是脏的和破的，而进富有的台湾人家做工，总要脱鞋，因此她们对脱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例如，有的女学生虚荣，却又舍不得买晚礼服去参加晚会，她们就从商店里买件价值一两百的衣裙，当晚装扮过，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设法保留那个标价纸签就可以。美国的商店是允许退货的，售货员绝不问你的退货理由，甚至她还会对你说一声：“抱歉，我们这里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还例如，有个中国男学生特别有集体观念，只要他见到便宜货：三角一打的jī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会一股脑儿买十多份，再分给他的朋友，他这个好习惯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穷。
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体验，都成了我写作《海那边》的矿藏，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也采用了同样的生活素材创作我的小说，它们使我在两年中获了五个文学奖，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时，竟是被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准备去台湾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有些内容与这篇文章是相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出书，也是第一次将电影版权卖给台湾的电影公司。我终于以写作为生了，但再没有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优越感。写作只不过是种种饭碗中的一只；写作也只是一种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确：是我写生活，还是生活写我。
很遗憾《海那边》没能按计划投入拍摄；也很遗憾我受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之托所写的另一部连续剧《自新大陆》取代了《海那边》投入了拍摄。《自新大陆》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故事，是根据我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得奖的小说改编。
顾名思义——《自新大陆》，这片大陆被当时的哥伦布称为新大陆，比之我们的热土，中国大陆，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将开拓这块新大陆的经历展示给同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她吐尽胸中淤积的一个机会。无论《海那边》也好，《自新大陆》也好，终究都是海外游子向国内亲人发的一个诚挚邀请——邀请他们走进我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参观一番，评说一番。
在此也感激《电影·电视文学》的全体编辑，给了我们的《海那边》一个问世的机会。
——写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
写此篇文章的情绪是被一个女孩的电话激起的，她的求职被一个公司拒绝了，但她准备找那公司的老板去辩论，向他当面验实她的攻击力和才gān。她在电话里气焰极盛，词句都还文明，但腔势很像骂街。她说她一定要赢。结果她赢了。
她是我们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赢者”（qiáng者）形象，是那种我惹不起、躲得起的人物。我常常想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推动了世界。她们的词典里早已没有“善良”这个词汇。若有，也伴有这样的定义：善良=①愚蠢，②软弱，③人类前期文明遗留下的缺陷。
男人就不去说了，他们生来就是为政治、战争、竟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象，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那沉睡的小人鱼在一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
已故的阿根廷作家门诺威奥·普威格（ManuelPuig）曾在他的长篇小说《蜘蛛女之吻》（KissoftheSpiderWoman）中，借助他的人物的嘴说：“别一口一个女人，女人怎么了？要是这世界上多些女人，该会少许多战争、bào力、残忍！”
而我满眼都是飞快翻动的红嘴唇，告诉我“非赢不可”！在工作中，在家庭里，在离婚法庭上，大方和厚颜是一回事。厚颜也和“坚韧不拨”、“百折不挠”等，与我从小学会的，与英雄气概有关的褒义词同义。绝不吃亏、绝不让步、绝不牺牲自己，据说是qiáng者的要素。她们也会jiāo往一类人，因为发现这一类人有善良这毛病，她们可以把吃不下的亏省给她吃。看着她吃亏，她们是满心嫌恶和鄙视。
善良真的就成了毛病，非给改掉不可。好莱坞不顾践踏文学遗产之嫌，把好好一个小人鱼改成了又打又闹的女战士（他们一定是宠爱小人鱼的，不希望她有善良这毛病）。我害怕如今越来越不爱读书的孩子们从此无法知道安徒生笔下那个善良化身的小人鱼的原本面目了。那是个救了王子，却无法开口陈述自己功绩的小人鱼，她接受了王子的背叛（虽不是有心背叛），要么她杀死王子和新娘而保全自己的生命，要么她在王子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溶化成海里的泡沫。小人鱼选择了后者，安徒生让小人鱼以她的善良获得了永生。
但凡了解点滴安徒生生平的人，都能想象这位善良、温和、不幸的童话作家对好莱坞的篡改会悲哀成什么样。小人鱼的善良和自我牺牲是小人鱼的本质，是作者的创作核心，是使小人鱼之所以美丽动人的根本。没有这个根本，小人鱼就不再是小人鱼了，难道好莱坞的大师们连这点都意识不到？在这些大师眼里，小人鱼绝不能吃那么大的哑巴亏，怎么能这样便宜了王子身边那个不相gān的女人？然后他们把当今社会中女人的心理——绝不做输者——填进了小人鱼的内心，粗bào地更换下安徒生寄托在小人鱼身上最后的理想和希望。记得故事结尾，安徒生写道（大意）：“小人鱼化成了海里的泡沫……当太阳每天升起，那成千上万浮在làng头上的泡沫，在阳光里变得五彩缤纷……”作者暗示着一种永生，一种不灭的jīng神与灵魂。与此相比，小人鱼肉体的存与殁是不重要的。然而好莱坞中止了这个永生的小人鱼。
这就很明显地看出，什么样的人品是被我们今天的社会推崇的，而什么样的人品正遭淘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着很大的市场，尤其适合本质上就十分实际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务实jīng神使物质建设进步极快，无论是台湾、大陆、香港，还是新加坡，包括海外的中国社区。也恰是这个务实jīng神，使中国人缺乏理想，缺乏情调，缺乏创造性。按此逻辑，这些缺乏造成一种局面，大凡被推崇的东西，从一种名牌皮包，到一种行为作风，都会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看见最qiáng烈的响应。女人也是如此，她们身上显露着这个社会所推崇的气质，就是好莱坞那个变了色的，被偷换了根本的小人鱼的气质。善良被淘汰得十分gān净，她们的确在赢，绝不便宜这个世界，尽管她们有时也会柔情似水，但这柔情也是她们去赢的一个手段。她们或许流泪，告诉你如何伤痛，那恰恰是在赢的过程中。总之，她们是赢者。
小人鱼式的善良的确不存在了，输者才具备那样的善良。而谁愿做输者？
这又让我想起门诺威奥来了。他在自己的自传式回忆录里写进：“我从小就对那些律师、银行家、医生感到陌生，他们是社会中的成功者，是赢者。我感到和他们我永远也不可能接近，毫无共同之处，而对于一些不十分得意的人，一些输者和弱者，我感到亲近，感到我属于他们。”他的《蜘蛛女之吻》中的男主角莫利那是他寄托这种信念和感情的形象，正像小人鱼是安徒生的信念的寄托物。他们把善良作为莫利那和小人鱼的人物轴心，牵动他们一切行为。善良使他们易受伤害，使他们把伤害掩藏起来，去成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最终输掉了自己的生命，悄悄地退下了竞争的舞台。作者们那绝不qiáng加于人的人道意识，那对人道的微弱持久的呼唤，使我一次又一次流泪。在这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让赢者踢开我，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去推动世界吧！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闪念，我并非总甘愿抱着一份善良的空想而过于落伍。我并不一定要时时去赢，但我想争取不事事输。输，会使我心境凄凉。
我在《少女小渔》中抒发的就是对所谓输者的情感。故事里充满输者，输者中又有不情愿的输和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输（输的意愿）。小渔便有这种输的甘愿。她的善良可以被人践踏，她对践踏者不是怨愤的，而是怜悯的，带点无奈和嫌弃。以我们现实的尺度，她输了，一个无救的输者。但她没有背叛自己，她达到了人格的完善。她对处处想占她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使她比他们优越、qiáng大。我在这篇小说写成之后才发现自己对善良的弱者的敬意。完全是无意识地，我给这个女孩取名为小渔，我提笔写到第三个段落时，不假思索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上去：当时是想到一个海边城市小家碧玉的形象。直到小说得奖后，我写感言才意识到这名字的暗示。我们的思想产物原是被我们长期的情感积淀所控制，那个童年就唤起我那么多感情的小人鱼这一刻浮游上来，操纵了我。在那一篇《得奖感言》中，我提出这种“古典式的善良”。我提出它，作为弱者的宣言。
女性的美，在于她的温柔，而温柔出于善良，一个善良的灵魂使这个女性体现的温柔是真实的，不是做态扭摆出来的。这样的温柔和莞尔一笑，和千娇百媚那类女性技巧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温柔是从她每根汗毛孔里渗出的，自然质朴到极致。温柔是外化了的善良，美是外化了的温柔。这样的美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非功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