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写此文章前夕，我又收到史咏寄来的《TheRapeofNanking》的增补本。增补部分是他在参加“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之后搜集的鉴证性文献。其中一部分是日本军队在屠杀过程中的机密电报，还有的就是各宗教埋尸组织的记录，最难得的，是一些日军官兵的战地日记。方方面面的证据全呈出了，对于历史真实的qiángjian，必得终结于此。然而报复并不是《Rape》一书著者们的企图。一切追究的终结是出于那心愿——和解。这就是为什么书中不见以牙还牙的情感煽动和民族主义的召唤。书的著者们是不屑于民族主义立场的，他们试图让历史自身来求证和批判。
图图大主教在《Rape》一书的前言的最后部分说：“为促使作恶者认罪并寻求和解，有必要使人们了解发生在南京的事实真相。我们只能原谅我们所了解的事物，而没有原谅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们看到大主教坚实的逻辑，即了解真相——原谅——和解。因此，让世界和我们自己了解真相是第一步。了解痛苦和屈rǔ的真相是不堪忍受的，然而对这长达六十年的“Rape”，它是唯一的了断方式。
——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
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jīng彩的情节，有出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为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she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kf）说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绝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本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作为欺凌、侮rǔ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jīng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己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luǒluǒ的神经！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对自身、对世界失常的认识，该是文学的缘起。
已不再是好听的故事了。不仅仅是了。人物内在的戏剧性远大于外在了，因为那高倍数的敏感。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
这一脉相承的敏感，也蠕动在我们身上——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
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e。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正宗文学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有许多作家都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的。康拉德（Joseph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Nabo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罗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全人类的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学叫做边缘文学。要想有力地驳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边》、《少女小渔》、《女房东》更有力量的作品来。北京的一位电影导演huáng建中对我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
从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开始为失眠的原因往家庭医生那里跑得很勤。那是个很老的医生，也很胖，看见他会误认为人世间没有重大病痛的那类医生。他马上决定给我吃些抗jīng神抑郁的药。他的意思是吃吃也是没坏处的。从理论上来说抑郁症和失眠常有关联。四个星期后，我又来到这个老医生的诊室，告诉他我jīng神一点也不抑郁。我说这话时有些反诬陷的情绪。无论怎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在我们中国你见到个荒唐人，对他的荒唐程度无法度测时便说他“有病”。老医生虽然没诊断出我“有病”，但他的治疗方案告诉我，我“有病”。我为自己辩证无病时，我坐着，老医生站着，我一再请他坐下，他说他站着是为了确保自己完全清醒，否则一坐就会进入半打盹状态。我更觉得愤懑，我居然按照这个半打盹的老头的处方吃了四星期的药。这次就诊的结果是由我来点药，好比馆子里点菜，我拣了几样最好的安眠药点了一通，都是核导弹一级的安眠药，稳、准、狠。
从此这几样药便成了我的家常菜，老医生不再多问什么，便把处方续延下去。有一次药剂师很不高兴了，问我：“你在我这儿领了半年的药了，你有把握你那医生不是个‘制剂机’？”她把这类只管哄病人开心的医生叫“制剂机”。我看她很不宽心的样子，心里打算弄本药典来看看。在我先生涉猎的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藏书里，我相信会找出本药典来。我却先找到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很快读进去了，很快就不再满足通俗读物。我找到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书籍，从而发展到阅读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著作。恰巧我的婆婆是个jīng神护理学教授，借了一批书籍给我，多半是后人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著作。有本叫做TranslatethisDarkness的书，是有关荣格的一位女弟子对荣格理论实践的过程。她最终成了荣格理论的牺牲品。我突发奇想地也想拿自己做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品。
我找到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心理学大夫，请她分析我的心理动态。不管心理学界有多少分野，他们对医治对象的主要方式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袭承来的“TalkOut”，就是让病人倾诉自己，再荒诞的话他们都认真倾听、记录，在他们发现一点儿线索时不露痕迹地提示几句，以导引病人的谈话方向。所谓线索，是心理病态的可能诱因。而一旦让病者识破自己病态的诱因，治疗就基本完成了。比如有这么个年轻姑娘，她对橡皮制品有种不可理喻的恐惧，弗洛伊德在长时期地聆听她的倾诉后，作出这样的推断：因为她幼年时曾暗暗妒忌过自己的妹妹，有次她妹妹得到一个大气球，她突然产生杀死妹妹的qiáng烈欲望。她以毁坏气球来满足了谋杀的欲望。这种变相的欲望实现随她的成长，渐渐形成了类似犯罪的情结（Complex），以遗忘为形式逐渐被她的心理功能压抑（Repression）到了潜意识中。她成年后对橡皮物体的恐惧，实质上是对自己潜意识中那个暗藏的杀手的恐惧。她恐惧的是自己锋利的妒忌，而气球以及一切与气球有关联的橡胶物品都诱发她潜意识中那个有着杀人潜力的自我的恐惧。
我到美国的第三年，美国心理学界正在热烈注视一股“弗洛伊德回cháo”。一些心理学家qiáng调“Repression”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在童年有过巨大创伤，这些创伤因为人的心理功能具有自卫本能（DefenseMechanism），即淘汰一切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记忆。因此，人在幼年所受的心理创伤似乎被忘却了，或说以忘却为形式愈合了。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任何创伤会被忘却，只不过被抑制到不被知觉的意识中。所以，心理疗程是心理大夫帮助病者打开潜意识，探索那藏于最混沌最黑暗的心灵深处的病灶。又是因为人的内宇宙的广漠无际，这探索从弗洛伊德至今，仍赖以大量的假定而存在。而这些伟大的假定在被证实之前，便是亚科学，是谜。
首先是把我迷住了。我开始翻电话号码簿，寻找心理学家的电话。我和五位大夫预约了就诊时间。在通完电话后，我立刻淘汰了三位，因为他们开口不是马上问我哪儿不对劲，而是先问我的医疗保险是否包括心理治疗，若不包括，他们可以适度降低诊费，而我最终选择的女大夫头一句话问：“你认为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你？”她不操心你付不付得起诊费，而是马上关切到你有什么不舒服，她语气的含蓄婉转不但表现了体谅，而且这体谅是极其专业化的。
此后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听我说。她对我的成长背景缺乏知识，我需从我生命的最初始，从最初形成我意识形态的一切基本观念讲起。比如我向她解释“穷”，“穷人”所含的褒意，它和俭朴之类的美德的密切联系。我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跟她谈个人的心理发展史，我同时把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都介绍给她了。她每次都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做笔记，在下次就诊前，她会从笔记中找出几个疑点，着重提些问题，试图发现我个性发展中的非正常影响，发现我生命早期哪怕已愈合完好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