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文革”后，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又做他们的文人、作家了。去掉前面的“反动”，一大堆痛苦经历却留在他们生命中了。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或叫做“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出来插科打诨着说。我却听得很细，记得很牢，再去润了色讲给我的同龄朋友。一天，断电了，gān不了别的，只有讲故事。我讲到一个画家和狗的故事。突然来了电，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有泪。
我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添枝加叶，几乎无中生有编出来的。编故事，不就是小说家头一件要做的事吗？看来这头一件事我gān得不坏，那么我来用笔编着试试？很轻松的，我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了。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就跟不认得它一样，瞅了它好久。那时我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尚没有想到文学创作是件非常严肃的职业，它该包含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岁的我仅从铅印的名字中得到快感，就够了。
渐渐地，铅印的名字对我不再有刺激。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几行被写讫的，令自己满意的文字。这种快感可不那么容易出现了。一连几小时、几天的枯坐，它不出现，你想它想得再痴也没用。也就在这时，文学才露出它严酷、冷峻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用笔用纸编一个故事，笔一扔，拽拽坐皱的裤子，轻快说一声：“完喽！”像玩完一场游戏。与初时的游戏感相比，我发现它更像一件宗教功课，坐在那儿，对着一面空壁。jīng彩、近乎神来的几段或几行或许今天来、或许明年也不来，但就为那几段，你得坐下去，它不期然而至时，你的笔和纸可以盛接它，否则它便白白流走。
因此我就每天如一地去坐，哪怕这支笔只在纸上画圈圈。有时突然拾起笔，又发现并没有吟成句子，笔又搁下。世上没有比这个“坐”更苦的差事了。这个“坐”会坏了你的胃口、睡眠、脾气，以及这根颇年轻的脊椎。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书来，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顺父母，不理会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按时上脊椎按摩师那儿就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像是要躲掉父母诸如此类的唠叨，我到美国来了。美国什么都是可以的，您想写死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可以的。
在中国，有人说我在写名气；美国人认为我在写钱。我想，能写得出名气和钱我绝不反对，但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两样。我在写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人们将来说它好或不好时，我都能宽恕地笑笑。那个东西只有等我写出它，我才会认得它；它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让我满足。
太阳斜下去，我也想从桌前站起，不读、不写、不做任何正经八百的思考。想找谁聊天，想让谁用闲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你要清静，就要个彻底的吧！
我这辈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怕打针，怕进理发店，怕牙医的椅子，最怕的却是考试。幸而“文革”在我上一年级开始了，考试是被“革”掉的众多内容之一。学生们事先把答案用黑笔写在黑漆桌面上，考试时朝桌面哈哈气，字迹便显出来，然后抄到考卷上去。老师这时只去看天花板，看窗外，或者看他心境中一个抽象的远方。绝不来看我们，绝看不见我们这时的为非作歹。不然怎么办？这时师生一对视，大家不都得窘死？那年头老师又惹不起学生，全是“小将”，一声叱咤，“打倒孔孟之道、师道尊严”，老师第二天就得下讲台扫厕所去。
因此我回到家里仍是什么也不会。爸那时天天被罚做苦力，罚在人前念经一样念“我有罪我该死”。但在家里却还做他的老子，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风尊严在我面前抖出来了。
“给我算这些题！”
我说：“啊？！”
“考你啊——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还有脸做学生？！”
我脑子里跑飞机一样轰轰的，看着一纸习题。我想爸这辈子在做人处世上的考试怎么也及格不了。他若肯省些事，少顶些真，像我的老师们那样，我们全家也少跟他受些作践。每场政治运动，对他都是小考大考；不歇气的考怎么就没把他考明白、考乖巧？他回回念“我有罪”原来也像我们抄答案，抄过就抄过了，根本就没往心里放，根本还是但求得过且过。在我看，他在政治上、社会上，在人际关系上，一向jiāo白卷，从来没被考出半点长进。我在爸出的考卷上填了些数字。
爸将卷子端到脸前，立刻抄起支笔在上面通天贯地打了个大“×”。劲儿之足，像是左右开弓给它两个大耳光。
“你给我当心点、别以为往学校混混，就完了，下回我还要像今天这样考你的！”
也许就怕他那个“下回”，我就此在无考试的年代怕透了考试。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了。我偷偷准备功课，想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gān吗“偷偷”呢？主要是瞒着爸。若考得太臭，爸虽不至于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至少在心目中会把对我的希望两笔画掉了。在他受苦受rǔ的生命中，我不是作为我活着，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我是不可以辞去“希望”这角色的。他会与人半痴半癫地谈到我如何天才，如何近乎“七步成诗”，如何大器而不晚成。我是偷偷写作，偷偷发表了作品，得了奖的。我一直是偷偷的，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他大致知道我在gān什么，大致知道我在文学界混得还有个眉目。因为他一天突然说：“凭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考考学校？比如考考编剧系、文学系什么的？”
“我？我不考。”见他眼一鼓，像憋住一口话，我抢先说，“有什么考头？哪个作家是考出来的？考试是种心理和生理过程，跟学识无关；考得好坏，取决于你是否能控制和顺应这个过程。心理和生理反应不及所料，跟你学识有什么关系？”
爸鼓起的眼平息下去，研究了一会儿我的理论，说：“你想得这么开就真别去考了。”
我真的就没去考。儿时他给我“劈啪”那两下子，两张封条似的把我对考试的信心、正常jīng神状态全封死在里面。人或多或少有些忧郁症。对许多东西有道理没道理的恐惧是我的忧郁症。我不能想象考试前没完没了机械地背这背那，走进考场听监考人宣布不允许这不允许那。再就是考完后的等待，在那种等待中，人还会有胃口有睡眠吗？最怕最怕，自然仍是爸的反应。看透了他的这个“希望”，他在自己生存的考卷上就看到了一项彻底的失误。“文革”过去，他仍是颇失败地与社会、与人相处，许多人都从“文革”中练出狡诈和残忍，他仍是永无起色的天真和诚挚。他半明白半浑沌地让人在他身上开发利用他的才华学识；当我看见一个文霸以合作为名，不劳而获地用爸的心血脑汁在名望上步步登高，我惨笑：爸此生这张巨大无形的考卷哟！
我不去考，也就考不败，爸不顺心的一辈子，就仍存在一个希望。
而美国是躲不过考试的。“托福”、“GRE”、“资格考”，你还没从这考场的椅子起来，那场考试又把你压下去。美国孬的好的大学都是机械化，只认得考卷上的数码，不认天才成就。我想取巧，便跟学校负责录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我想和系主任谈一次话！”
“你的文件中缺两份考试结果！”
“我可以跟系主任约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等你两个考分出来之后！”
“不，我想尽快跟他谈！”
“好极了，那你尽快参加两项考试！”
我只得去考。考前一礼拜我心里老出现《葬礼进行曲》。在这进行曲当中，我想到爸那蹉跎的一生。还想到万一考不好，我奖学金就落空，房钱饭钱以及继续读语言学校的钱都从哪儿来。有人偏在这时告诉我：“头科考不好，以后考会更难！”终于坐在考场上时，我忽然感到将衬衫扎在裤腰里是个错误，极不舒适；而清早吃一大顿也是不智的，中间会去上厕所。睡眠不足，使整个考试过程成了场噩梦。考试中有个女生昏倒，好在不是我。我知道我考得一塌糊涂。
就在考完的当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却是爸。“你明天要考试啦！好好考，别怕！你一向怕考试，真是莫名其妙！考试有什么怕头？”他嘻嘻哈哈地啰唆。
爸记错了日子。幸亏他记错，不然要真在考前接他这么个电话，昏在考场的八成是我了。真想对他喊：爸你gān什么？！嫌压力没压得我自杀？！不过他电话打晚了，现在我是任剐任割，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好好考！”爸在大洋那头看不见我发绿的脸。“再说，考得好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放心去考！所有学校都不要你，爸爸要你啊！”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一股辛酸滚热的泪水直冲我的两只眼而去。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楼，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砺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luǒ露，壁炉也是jīng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dàng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qiáng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太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太六十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嘴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